一、关于“中国当代史”考试改革的一点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杨荷泉[1]（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认为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郭梦琦[2]（2021）在《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文中研究指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其中时空观念作为五大核心素养之一,是诸素养中学科本质的体现,也是中学生认识历史事件,感受史事发展进程和演变的基础。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环节不可或缺的要素,时空观念素养的落实成为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的基础任务之一。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对学生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更是占有重要的分量和地位。本文对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历史试题如何考查时空观念素养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探寻高考命题的特点,并进一步为中学历史教学培养时空观念素养提出建议。本文首先结合新版《课程标准》中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目标和学业质量标准对时空观念素养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提炼出时空观念素养的六个考查指标,分别为“历史时空坐标的定位”“历史时空内涵的理解”“历史时空脉络的梳理”“历史阶段特征的把握”“历史时空的纵横对比”以及“历史时空的综合论述”。再结合2017至2020年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每一类指标具体如何考查时空观念素养进行了分析,从而总结出多维度考查时空观念素养、注重对时空观念基础知识的考查、体现“大历史观”以及呈现多样化情境这四个特点。此外,从2020年首次实行新高考的山东卷中,可以发现高考命题的新变化在于更加注重对时空工具的使用,并且加大了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难度,这种变化也代表了今后高考历史命题新动向。最后,笔者基于试题特点和考查新动向的分析,从试题反观教学,进一步提出了培养时空观念的教学策略,以期对教学和备考有所帮助。
李全平[3]（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张悦[4]（2020）在《接管、改造和建设：太原钢铁厂研究（1949-1952）》文中提出接管、改造和建设是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国营企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太原钢铁厂是当时华北地区重要的钢铁企业,这一企业不但是山西省工业发展的主要引擎,而且是中国较早生产特殊钢产品的钢铁厂,在当代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该企业后,在上级部门统一领导下,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发动企业干部、职工,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和建设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太原钢铁厂前身西北炼钢厂的创建和早期发展。第二章探讨太原钢铁厂的接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接管准备工作,如成立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组建接管机构和解放厂区等。接收工厂后逐渐“变接为管”,开展职工工作、清点企业资产设备和恢复生产,为改造和建设工作奠定基础。第三、四章为改造和建设,包括以下内容。其一,企业管理机构及方式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变革管理组织机构和建立党群组织;其二,对企业人员的改造,通过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对干部、职员、工人、技术人员和家属等群体进行改造,使企业人员实现“现代化”与“政治化”的转变;其三,转变经营方式,建立定额管理制和经济核算制等新型经营制度,并通过生产竞赛实现企业增产;其四,扩大生产规模、创新生产技术,并引进特殊钢生产设备;其五,在企业中开展职工文化扫盲、职业技术和政治教育,建立职工学习制度。第五章探讨太原钢铁厂接管、改造和建设的意义与经验。太钢的成功接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企业接管政策的成熟。企业改造与建设工作促进生产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党政干部领导与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方式贯穿于太原钢铁厂的接管、改造与建设过程中,为企业发展积累了经验。通过探究太原钢铁厂接管、改造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以小见大地厘清1949年前后中国国营企业的发展线索。
黄润青[5]（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高雨桐[6]（2020）在《塑“苦”：接管时期天津市节约运动（1948-1950）》文中研究表明艰苦奋斗是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倡导和培育出的优良精神作风,也是其不断走向胜利的关键政治优势。在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艰苦奋斗成为中共接管城市的重要法宝。凭借衣冠不改旧家风的精神风貌,中共平稳实现了对天津的接收。但天津享乐浮华的城市文化及市民和接管干部出现“畏苦”心理,与中共长期遵循的“吃苦”文化产生了矛盾。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开李自成式失败,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成为中共接管城市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勤俭节约是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接管天津初期,针对工作生活中出现的随意滥用水电等物力资源的现象,中共尝试通过开展小范围的节约运动予以纠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津及周边地区发生的水灾,中共又及时开展了节约救灾运动以帮助灾民渡过灾荒。中共倡导的节约理念也随着初期节约主题活动的进行得以在天津初次亮相。1949年末,为恢复发展天津生产事业支援国家财政,同时进一步纠正天津管理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倾向,中共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了全面的节约运动。通过展开本次节约运动,既教育引导各机关团体干部职工树立了节约观念,又以建立新的节约制度的方式解决了节约检查中所暴露出种种问题和错误倾向。在运动进行中,将节约与树立新作风、认购公债等运动相结合,丰富了节约的内涵,扩大了影响范围,在城市中宣传普及了节约的精神理念。本次节约运动是中共将自身政治文化中的“苦”转化为城市所能接受的文化符号的成功尝试,奏响了中共在城市中“塑苦”的序曲。
孙延青[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指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高茂森[8]（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人民民主革命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本身是民主与革命的合流,它既是一个革命的历史政治过程,又是一个争取民主的历史政治过程。在学理上从民主建构的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一部革命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性不断发生和建构的历史,革命行动始终处于民主建构行动的历史进程中。因此,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民主观念的建构还是民主行为的建构,民主作为革命目标的同时也作为具体历史时段中达成革命目的的手段,其从未在历史政治过程中缺席。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处于民主建构的历史性政治实践行动过程之中。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毛泽东那里之所以能够形成人民民主革命的观念在于他本人坚信人民主体的历史观,并且他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主体,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维护（即民主）作为革命的信仰,在坚守信仰中寻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民主建设与革命行动辩证统一,人民民主国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追求,民主观念的建构是民主势力革命行动的前提,革命行动为民主现实的获得提供保障。进入历史的具体场景,毛泽东分析了所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存在的专制主义现象,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领域进行了民主建设及革命实践。全面的民主危机引发了全面革命,革命不再单纯是传统以暴制暴的秩序建构过程,革命需要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之中获得人民的认同,只有人民成为革命的主体,革命才能获得真正成功。革命过程是民主秩序建构的过程,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革命的革命过程,也是其最大的特点。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对专制形势进行分析、认识、再认识,不断对民主观念及行为进行建构再建构,革命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势力不断强大的基础上获得了实质性变化和发展。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人民的民主质量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准。民主既是目标又是手段。革命动力因民主的不断建构而变得充足,民主势力因革命不断前行而壮大。以民主促进革命,革命与民主同发展的历史政治过程凸显了人类事业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其为新时代的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镜鉴。不忘革命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值得传承。
唐绮颖[9]（2019）在《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至1978年后才逐渐收尾,是建国后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涉及到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是我国发展史上一大重要事件。本文以龙溪专区的知识青年为个案,主要着眼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从知青下乡前的社会动员与心态分析,下乡时的政府安置与生产生活,返城后的就业安置与问题解决等诸多方面,对该群体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以期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龙溪专区知识青年的心境与行为,为填补本区域知青史研究的空白、把握福建省乃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走势做出贡献。
许振江[10]（2019）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学界兴起了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的研究热潮。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在阐述“改革开放史”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明确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多种范式共存与争鸣条件下,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融通,乃至构建适合改革开放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改革开放研究框架体系的搭建和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存史、资政、育人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样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实现了由“后卫”到“排头兵”的飞跃。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也经历了萌生与初生、规范与兴盛、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时代,上海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承担和肩负起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工作,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鉴于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及其未来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契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主题的历史定位。就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生态领域改革的研究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是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甚,这与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并实现突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旨在发挥“上海经验”的借鉴参考价值;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上海在城市生态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相较于其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与分期、浦东开发开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城市综合治理和党的建设等主要问题。对上海改革开放,海外学者和机构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与全球化关联,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体现为对外资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诉求,表现为对上海建设全球中心城市路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上海的移民、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是学界对“怎样发展上海、发展什么样的上海”问题的关怀,是对新时代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怎样研究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就研究方法而言,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学界综合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实现了文献研究法、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定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等各类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应当客观公正看待,坚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忌过分夸大或贬低,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图书、报纸文章的形式的呈现,其中论文成果数量是其中占比最大的,其次是图书成果。除此之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资政报告、视频影像成果,成果类型呈现形式多样化。就学术影响力而言,以成果的被引量和载体影响因子而言,不同类型的成果在被引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被引量要多于图书的被引量。刊载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总体偏低。因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就研究力量而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国内高等院校、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区县史志部门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海外研究中,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构成了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为主。尽管当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比较热门,但是研究面临的问题仍不可忽视,比如研究史料中官方史料档案封闭性问题,民间史料的发掘运用问题,研究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科研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效果转化,以及党史学科定位和归属不清晰导致的学科体系建设迟滞问题,等等。就未来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发展而言,本文认为要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研究人员和史料问题。在研究内容上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研究,注重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实践模式的总结,真正发挥改革开放史研究资政育人功效的发挥,同时借鉴海外上海研究相关成果、经验和方法,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未来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体现和注重对“人”的发现与关怀,加强对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中的争论等议题的研究探讨,以及通过在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定位和探究中建构改革开放话语,乃至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阐述和传播。本文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恰逢其时,正值当下。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改革开放予以“里程碑”和“历史性事件”的极高评价和定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顺应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其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变和飞跃;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面临着“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困境,亟需打破体制机制和思想领域的桎梏和藩篱,因而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理论支撑尤为重要。鉴于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和引领未来的多重需求,本文认为应该以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契机,将党史国史研究重心的后移,以深化当代中国研究。
二、关于“中国当代史”考试改革的一点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中国当代史”考试改革的一点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资料搜集整理情况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与经验 |
| 第一节 余华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出版与销售 |
| 第二节 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评价 |
| 第三节 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 |
| 第二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 |
| 第一节 人的异化、暴力与死亡 |
| 第二节 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 |
| 第三节 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 |
| 第四节 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 |
| 第三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 |
| 第一节 语言和语体 |
| 第二节 象征手法 |
| 第三节 多层叙述 |
| 第四节 空间和时间 |
| 第四章 英语世界对余华和有关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余华与残雪:两种虚无主义创作视野比较 |
| 第二节 余华和苏童:当代成长小说及堕落青春的塑型 |
| 第三节 余华与格非:对历史的超越和拒绝 |
| 第四节 余华和莫言:类型文学时代里的严肃文学坚守者 |
| 第五章 国内外“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两个余华”与“两种余华作品” |
| 第二节 “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接受比较:以《兄弟》为例 |
| 第三节 “文学中国”的不同文本与“两种中国文学” |
| 结语 中国的余华世界的余华 |
| 一、站上了世界文学的领奖台 |
| 二、国际文学论坛的专题作家 |
|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 |
| 附录 |
| 一、余华国外文学活动大事记 |
| 二、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 |
| 三、余华作品外文版部分封面 |
| 四、余华中文简繁体作品清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的项目 |
| 附件 |
（2）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依据和考查维度 |
| 第一节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依据 |
| 一 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目标 |
| 二 时空观念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 |
| 第二节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维度 |
| 一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点” |
| 二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线” |
| 三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面” |
| 第二章 2017至2020 年全国卷(历史)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 |
| 第一节 考查时空观念素养的整体概况 |
| 一 试卷结构 |
| 二 考查比重 |
| 第二节 考查时空观念素养的试题分析 |
| 一 考查指标统计 |
| 二 试题分析 |
| 第三章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特点及考查新变化 |
| 第一节 考查特点 |
| 一 多维度考查时空观念素养 |
| 二 注重对时空观念基础知识的考查 |
| 三 体现“大历史观” |
| 四 呈现多样化情境 |
| 第二节 新高考历史卷的新变化 |
| 一 试卷结构 |
| 二 考查形式 |
| 三 考查难度 |
| 第四章 培养时空观念素养的教学策略 |
| 第一节 研读课标和教材,重视历史时空观念 |
| 一 依据《课程标准》,分层制定教学目标 |
| 二 合理利用教科书,切实做到“用教材教” |
| 第二节 丰富教学手段,善用历史时空工具 |
| 一 历史地图 |
| 二 历史年表 |
| 三 时间轴 |
| 第三节 依托课堂教学,建构历史时空思维 |
| 一 创设时空情境,重现历史现场 |
| 二 设计与时空观念结合的问题链 |
| 第四节 注重时空观念与其他素养的内在联系 |
| 一 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 |
| 二 史料实证与时空观念 |
| 三 历史解释与时空观念 |
| 四 家国情怀与时空观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接管、改造和建设：太原钢铁厂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宏观研究 |
| (二)区域研究 |
| (三)关于太原工业接管、改造与建设的研究 |
| 三、研究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太原钢铁厂的前身:西北炼钢厂 |
| 第一节 西北炼钢厂的创建与早期发展(1932-1937) |
| 一、西北炼钢厂创建的条件 |
| 二、西北炼钢厂的筹备与建设过程 |
| 第二节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太原铁厂(1937-1945) |
| 一、“军管理”时期(1937-1942) |
| 二、“日华合办”时期(1942-1945) |
| 第三节 阎锡山集团接收后的西北炼钢厂(1945-1949) |
| 一、接收与复名 |
| 二、复工与炼钢生产的军事化 |
| 第二章 接管工作的开展 |
| 第一节 接管工作的准备 |
| 一、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工人运动的发展 |
| 二、接管机构的成立和接管工作的准备 |
| 三、太原城北工厂区的解放 |
| 第二节 接管工作内容 |
| 一、入厂接管与宣布政策 |
| 二、维护工厂稳定与秩序 |
| 三、实行“原职”政策与稳定职工情绪 |
| 四、清点企业的资产和设备 |
| 五、调动职工参与,恢复企业生产 |
| 第三节 接管西北炼钢厂的意义 |
| 第三章 改造与建设(上) |
| 第一节 变革组织机构与建立党群组织 |
| 一、变革组织机构 |
| 二、建立党群组织,密切联系群众 |
| 三、变革组织机构与建立党群组织的影响 |
| 第二节 改造企业人员 |
| 一、企业人员改造工作的主要内容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下的企业人员改造 |
| 三、人员改造的结果:生产生活的“政治化”与“现代化” |
| 第四章 改造与建设(下) |
| 第一节 改革经营制度与发动生产竞赛 |
| 一、改革经营管理制度 |
| 二、开展生产竞赛运动 |
| 第二节 生产规模的扩大与技术的创新 |
| 一、引进人才、设备与兴办基建工程 |
| 二、技术改进与创新 |
| 三、研发、试制特殊钢产品 |
| 第三节 职工教育制度的创立 |
| 一、扫盲运动与文化教育 |
| 二、职业技术教育 |
| 三、思想政治教育 |
| 第五章 对太原钢铁厂接管、改造和建设的评价 |
| 第一节 接管西北炼钢厂与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成熟 |
| 第二节 太原钢铁厂改造与建设的成效 |
| 一、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推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 |
| 三、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 |
| 第三节 太原钢铁厂改造与建设工作的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塑“苦”：接管时期天津市节约运动（1948-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资料概况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接收天津中的“苦”与“甜” |
| 第一节 “艰苦朴素”——中共城市工作思想的不变内涵 |
| 第二节 “衣冠不改旧家风”:接收天津中的艰苦本色 |
| 第三节 “畏苦思甜”——接管天津初期的社会心态 |
| 一、天津市民的复杂心态 |
| 二、中共接管干部的心态变动 |
| 第二章 接管初期的小规模节约运动 |
| 第一节 初期机关团体内部的节约运动 |
| 一、接管初期的浪费现象 |
| 二、早期开展的节约主题活动 |
| 第二节 接管初期的节约救灾运动 |
| 第三章 天津市节约运动的全面发起 |
| 第一节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统一节约运动的背景 |
| 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困窘 |
| 二、贪污享乐思想的萌芽 |
| 三、工作作风的敷衍涣散 |
| 四、密切关系加强团结的需要 |
| 第二节 全市节约运动的酝酿与发起 |
| 一、刘秀峰副市长作节约运动报告 |
| 二、全市节约运动的前期准备 |
| 第四章 节约运动的动员与检查 |
| 第一节 全面准备阶段 |
| 一、思想动员 |
| 二、思想检查 |
| 三、制定节约计划 |
| 第二节 实际检查阶段 |
| 一、工作业务中的浪费现象 |
| 二、人事编制中的浪费现象 |
| 三、财政开支中的浪费现象 |
| 四、部分人员的生活作风问题 |
| 第五章 节约运动的发展与收获 |
| 第一节 建立新的节约制度 |
| 一、人事编制精简化 |
| 二、财政物品管理规范化 |
| 三、业务工作开展制度化 |
| 第二节 开展新作风运动 |
| 第三节 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
| 第四节 节约运动的收效 |
| 一、机关经费的节省 |
| 二、财政工作方案的建立 |
| 三、节约精神的社会普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从民主建构视角看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理解 |
| 一、理解民主 |
| 二、理解民主建构 |
| 三、理解毛泽东的革命概念 |
| 第二节 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建立人民民主国家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
| 二、人民民主国家的理想 |
| 第三节 人民民主革命过程的特点 |
| 一、革命过程与民主过程具有一致性 |
| 二、革命过程与民主过程具有交错性 |
| 第二章 毛泽东在政治民主建构中进行政治革命的观念 |
| 第一节 政治革命根源于专制主义旧政权的衰败 |
| 一、何为政治民主?何为政治革命? |
| (一)何为政治民主? |
| (二)何为政治革命? |
| 二、认识中西方专制势力对中国的专制统治 |
| (一)皇权体制下的中国政治已成衰败之势 |
| (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引进带来移植之殇 |
| 第二节 坚持民主建构中进行政治革命 |
| 一、坚定民主信仰中发掘革命动力 |
| (一)民主:政治人应有的革命价值追求 |
| (二)民主政治:革命能量产生的环境条件 |
| 二、政治民主:组织人民形成革命胜利力量的保障 |
| (一)政治民主是联合革命力量的前提 |
| (二)政治民主为革命提供力量、保证革命成功 |
| 三、党的民主领导是政治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
| (一)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治革命的领导权 |
| (二)民主的方式组织领导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民主建构中汇聚革命力量推动政治变革 |
| 一、传播民主参政意识,奠定政治革命基础 |
| (一)人民有权:树立人民民主政治观念 |
| (二)为人民服务:革命领导者必备的观念 |
| 二、打造一个团结且有战斗力的人民革命型政党 |
| (一)群众向导性的革命型政党 |
| (二)超越“派阀”的党内民主建构中推动革命 |
| 三、政治统战中推动政治变革 |
| (一)人民民主实践中团结人民进行政治变革 |
| (二)通过协商民主团结各方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变革 |
| 第三章 毛泽东在经济民主建构中进行经济革命的观念 |
| 第一节 消逝的经济奴役时代 |
| 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革命的概念 |
| (一)经济民主是什么? |
| (二)如何定义经济革命? |
| 二、审视旧经济对人民的奴役与压迫 |
| (一)封建地主经济对人民的奴役与压迫 |
| (二)资本主义经济对人民的奴役与压迫 |
| 第二节 坚持民主建构中进行经济革命 |
| 一、洞察人民生活中发现经济发展的规定性 |
| (一)民主:人民群众民生诉求的内在规定 |
| (二)民主生产:经济革命中应有的经济生态 |
| 二、经济民主:革命物资获得可汲取性的重要源泉 |
| (一)经济民主:经济获得革命性变革的手段 |
| (二)经济民主:提供革命物资的保障 |
| 三、党的民主领导是经济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 |
| (一)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掌握经济革命的领导权 |
| (二)民主的方式领导经济革命发展 |
| 第三节 民主建构中汇聚革命势力推动经济发展 |
| 一、形塑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意识推动革命发展 |
| (一)土地改革中形塑人民的经济民主意识推动革命发展 |
| (二)生产运动中形塑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意识推动革命发展 |
| 二、建设民主派的生产军,促进公营经济的发展 |
| (一)打造民主派的生产军 |
| (二)培育公营经济中推动经济发展 |
| 三、经济统战策略中推动经济发展 |
| (一)培养促进经济发展的民主人士 |
| (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壮大人民经济 |
| 第四章 毛泽东在文化民主建构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观念 |
| 第一节 文化革命是反文化专制主义的需要 |
| 一、文化民主与文化革命的概念 |
| (一)文化民主的概念 |
| (二)文化革命的概念 |
| 二、认识中外专制主义文化的专制主义性质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建专制性 |
| (二)神化的西方殖民文化对中国进行专制与奴化 |
| (三)资产阶级统治文化中存在文化暴力 |
| 第二节 坚持民主建构中进行文化革命 |
| 一、寻找主义中坚定革命信仰 |
| (一)民主:契合人类世界本源性追求的革命价值目标 |
| (二)民主文化:化育人民群众促进革命变奏的软环境 |
| 二、文化民主是组织人民汇聚革命力量的基础 |
| (一)文化民主是挖掘民主文化潜力的重要保障 |
| (二)文化民主为战胜中西方专制主义强权提供革命助力 |
| 三、党的民主领导是文化革命的关键性变量 |
| (一)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掌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 |
| (二)民主的方式领导民主的人或倾向于民主的人 |
| 第三节 民主建构中汇聚革命力量推动文化发展 |
| 一、民主文化的普及是文化革命的核心策略 |
| (一)教育普及是文化革命的基点 |
| (二)文艺普及是文化革命的重要支撑 |
| 二、组织一支有力的民主性的革命文宣队伍 |
| (一)呼声革命:“文化军队”的早期试验 |
| (二)人民的文化军队推动革命前进 |
| 三、实行民主的文化统战策略 |
| (一)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民主新文化 |
| (二)改造文化工作者促进民主文化发展 |
| 第五章 毛泽东在军事民主建构中进行军事革命的观念 |
| 第一节 军事革命的历史背景 |
| 一、军事民主与军事革命的内涵 |
| (一)军事民主的内涵 |
| (二)从民主询问军事革命内涵 |
| 二、封建雇佣主义的衰落 |
| (一)客观存在的封建雇佣主义 |
| (二)封建雇佣主义的褪色 |
| 第二节 坚持民主建构中进行军事革命 |
| 一、军队需要民主主义 |
| (一)民主:军事上应有的坚定价值信仰 |
| (二)民主:军人应当享有的权力与权利 |
| 二、军事民主:激发真正战斗力的抓手 |
| (一)人民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
| (二)军事民主: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保障 |
| 三、党的民主领导是军事革命取得成功的保障 |
| (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民主性赋予其领导资格 |
| (二)民主的方式领导军事革命 |
| 第三节 民主建构中汇聚革命力量推动军事发展 |
| 一、形塑全军官兵正确的民主意识 |
| (一)政治工作中形塑全军官兵的民主意识 |
| (二)民主运动中形塑全军官兵的民主观念 |
| 二、打造一支革命的为民主战斗的军队 |
| (一)发动群众、壮大军队并进行人民战争 |
| (二)建成一支跟党走、听指挥的战斗队 |
| 三、军事统战策略中推动武装力量的壮大 |
| (一)民主联合各武装力量对敌斗争 |
| (二)民主改造各式武装力量 |
| 第六章 毛泽东人民民主革命观的价值启迪 |
| 第一节 不忘革命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 |
|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
| 二、坚持全体人民共享革命发展成果 |
| 第二节 在新的历史实际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
| 一、在新的历史实际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
| 二、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而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初起——潮涌下乡 |
| 第一节 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上山下乡运动前的心态分析 |
| 第二章 发展——安家落户 |
| 第一节 知青下乡安置地点的选择 |
| 第二节 知青下乡后的安置方式 |
| 第三节 知青安置经费的补助和使用 |
| 第三章 高潮——适应图存 |
| 第一节 适应艰苦的乡村生活 |
| 第二节 食不果腹:知青吃饭问题 |
| 第三节 同工不同酬:知青劳动问题 |
| 第四节 无处栖身:知青住房问题 |
| 第五节 命运多舛:女知青的艰难 |
| 第六节 摆脱贫乏的精神生活 |
| 第七节 扎根农村,努力作为 |
| 第四章 落幕——返城归根 |
| 第一节 知青回城与就业安置 |
| 第二节 遗留问题的解决 |
| 第五章 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区域特色 |
| 第一节 拥有全省人数最多的“老知青”群体 |
| 第二节 拥有全省最大的华侨农场和一定数量的归侨知识青年 |
| 第三节 知青下乡安置以地区内跨县安置为主,安置条件相对优越 |
| 第六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分析 |
| (一)学术发展趋势分析 |
| (二)国内研究文献梳理 |
| (三)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核心文献 |
| 三、研究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指导与借鉴 |
| (二)分析思路与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与探讨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探讨难点 |
| 五、改革开放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
| (一)改革开放：“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 (二)改革开放史及其研究范式 |
| (三)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
| (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价值 |
| 第一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及其学术发展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
| (一)上海改革开放概念辨析 |
| (二)上海改革开放史的概念界定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价值意蕴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背景变迁 |
| (一)改革开放由试点到全面深化、纵深发展 |
| (二)中共党史研究由规范、兴盛到全面发展 |
| (三)上海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由“后卫”到“排头兵”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时间脉络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萌生与初兴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规范与兴盛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全面发展 |
| 第二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问题聚焦 |
| 一、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
| (一)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 |
| (二)关于领导人与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 |
| (三)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研究 |
| 二、关于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典型改革与试点的研究 |
| (一)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 |
| (二)关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研究 |
| (三)关于上海金融改革的研究 |
| (四)关于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五)关于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 |
| (六)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
| (七)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改革的研究 |
| (八)关于上海大型城市社会管理与治理的研究 |
| (九)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上海研究的热点问题 |
| (一)全球化与上海改革开放 |
| (二)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 |
| (三)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 |
| 四,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 (一)对上海改革开放定位与特色的追问与解答 |
| (二)对上海改革开放实践模式与经验的总结与凝练 |
| (三)对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思考与探索 |
| (四)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 |
| 第三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方法 |
| 一、文献史料研究方法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史料来源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文献史料研究方法运用 |
| 二、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
| (一)什么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方法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如何更好地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 |
| 三、口述史学方法 |
| (一)何为口述史学方法？ |
| (二)口述史学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应用 |
| (三)口述史学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功用及局限 |
| 四、跨学科研究方法 |
| (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产生及流变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效果与改进 |
| 五、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
| (一)历史比较研究方法释义 |
| (二)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运用 |
| (三)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中效能与不足 |
| 第四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其机构团体 |
| 一、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类型 |
| (一)国内研究成果的主要类型及分布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价与影响力 |
| (三)上海报刊与上海改革开放研究 |
| 二、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机构社团及其人员组成 |
| (一)党史研究机构及党校 |
| (二)驻沪高校及上海社科院等机构 |
| (三)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纪念馆及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等.. |
| (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以及国内高校 |
| 三、海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机构、期刊、人员 |
| (一)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基本概况和发展趋势 |
| (二)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主要国家、机构、人员 |
| 四、海外上海研究的特点及与国内研究的异同 |
| 五、海外上海研究的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启示 |
| 第五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成就、特征及经验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就概述 |
| (一)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拓展 |
| (二)研究成果类型多样且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化 |
| (三)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反思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过程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
| (二)研究内容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政策性 |
| (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
| (四)研究视角与场域的多维性 |
| (五)研究问题的聚焦性与延展性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基本经验及借鉴价值 |
| (一)重视基本史实的研究,理清改革开放历史脉络 |
| (二)突出典型改革实践研究,凸显上海改革开放特色 |
| (三)做好研究规划和引导,注重研究资政育人功能发挥 |
| (四)整合研究力量,增强研究的协同性 |
| 第六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展望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一)官方档案的封闭性与民间史料的收集发掘 |
| (二)地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相对短缺、科研能力相关不足 |
| (三)党史学科归属及建设问题 |
| (四)当代人修当代史问题 |
| (五)对改革争论和理论突破的研究不足 |
| (六)区县改革开放研究相对薄弱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存在问题的改进 |
| (一)继续推进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和研究规划 |
| (二)增强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 |
| (三)注重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互济 |
| (四)加强研究队伍建设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前景趋势 |
| (一)注重改革开放经验模式的总结 |
| (二)突出“现代化”的研究叙事范式 |
| (三)继续以社会史为基础考察改革开放史 |
| (四)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主题 |
| (五)彰显党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特征 |
| 四、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予以关注的研究议题 |
| (一)对“人”的发现与关怀 |
| (二)对“改革开放精神”凝练 |
| (三)对“改革争论”的探讨 |
| (四)对改革开放“史”的定位与探究 |
| (五)对改革开放国际阐述与传播话语的构建 |
| (六)国家战略视阈下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 |
| 结语 |
| 一、选题研究的不足 |
| 二、未来研究改进及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及科研经历 |
| 后记 |
四、关于“中国当代史”考试改革的一点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2]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D]. 郭梦琦.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4]接管、改造和建设：太原钢铁厂研究（1949-1952）[D]. 张悦.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6]塑“苦”：接管时期天津市节约运动（1948-1950）[D]. 高雨桐. 南开大学, 2020(04)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D]. 高茂森.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9]龙溪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D]. 唐绮颖.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D]. 许振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