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者察同 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哲学解读（论文文献综述）
胡佳翼[1]（2021）在《习近平的历史思维及其时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唐诗[2]（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马晨莲[3]（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余乐,黄凤琦[4]（2017）在《传统社会体制与中国近代科技的衰落》文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集权,这个特点主要通过三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科技的发展:一、控制经济形态;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三、对人才的负面导向。从而造成中国近代科技的衰落。历史的发展说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科技兴国思想是我们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陈全福,杨荣源,毛帅,张忠德,郭力恒,张敏州[5]（2015）在《察同与察异——谈重症医学中西医结合的思维范式》文中研究指明《素问》中"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是对中医学临床思维方法的阐述,"察同、察异"在认识疾病规律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中医学重视察同,现代医学重视察异,要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必须要把"察同"与"察异结合起来,创造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思维方式。
王慧娟[6]（2015）在《《黄帝内经》分类思维及其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分类”是造成不同文化思维方式差异的基石。中医学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分类方式是其独特思维方式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中医分类思维的研究是揭示中医看待自然宇宙及生命现象独特方式及探索其所把握的自然体系和生命规律的性质的关键。本论文以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的分类思维为研究对象,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论述和分析：第一部分,系统研究《内经》的分类认识及其所使用的主要分类方法,共包含两个章节内容。第2章全面系统梳理《内经》中涉及分类认识的内容,主要涉及天地时位气的划分、人体时位气的划分以及疾病的时位气异常的分类认识以及诊断治疗等相关分类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发现《内经》对于人体生命现象的分类认识与对自然现象的分类认识有着内在一致的划分规则或逻辑结构。第3章在全面把握《内经》分类内容的基础上抽提出其普遍使用的六种主要分类方法。其中,阴阳、五行、三才三种分类方法,具有系统整分、细分量化、规定关系的特点,所揭示的是天地万物的内在结构、变化秩序及其相互联系,时空维度是其共同参照背景。邪正、顺逆、标本的定性分类方法,建立在前者定量分类的基础上,依然以时空为参照基准,价值和意义的赋予是其特点。第二部分,即论文的第四章,以阴阳、五行、邪正三种代表性的分类方法为考察对象,对其认识的来源与形成发展过程沿着两条线索分三个时期做纵向剖析。（1）“阴阳”概念的产生从一开始便与天上的太阳有关,从划分太阳向背的地形位置开始便就有一种对立二分的分类特性。阴阳与气的结合使其成为自然现象内在变化原因乃至成为万物生成本原性机制的解释工具,这种本质内涵的产生是在描述天地之气在四时节度中消长盛衰转化和上下交通中完成的。阴阳的细分体现了对气在时位中的盛衰变化过程的精确分度,天地阴阳与四时阴阳是阴阳分类范畴时空两个维度的重要内涵。四时盛衰与天地交通是阴阳分类认识产生的客观来源。（2）“五行”,即木火土金水,起初表地上之物,指涉先民生产生活中五种重要物资。从“府”到“行”的名称变化,体现了先民对于它们的性质和功用的深刻认知和把握；从“六”到“五”的数目变化,体现了所在时期“尚五”观念的影响。“五”数崇拜产生于五方空间意识对于基数五的强化。五方空间意识是先民对于宇宙时空结构的一种内在体认。方位数术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五色、五数、五帝与之配应,五行配入或在它们之后。五行进入四时系统而最终确立了其划分一切事物的重要地位。五行分类的核心是空间方位的五行,之所以借用五种具体事物之名,在于这些事物间的生克关联关系为解释时空结构的系统平衡提供了模型。《内经》五藏系统的建立是五行划分人体多层维度的结果,五行生克关系是对人体各部分气化功能相依相制系统联系的说明工具。（3）“邪正”分类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对于各种灾害现象的长期观察和经验总结。古人逐渐发现,自然灾害的产生与气候变化的时位次序节度有着紧密关联,天地之气四时变化的失节失序是灾害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农业生产实践中,除了天之时气的不正影响外,人君政令的不时也成为影响其收获的重要因素,故而人的因素在避免灾害产生中的作用被凸显出来。《内经》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从农业实践和自然灾害现象观察中所获得的这种邪正观念,不仅将天时邪气作为一种重要的致病因素,而且还将天地大宇气化异常的这种时位不正的机制用来说明人体气化小宇的病邪产生的内在机制,即突出气位节序的正常对于生命活动的重要性。人在避免病邪产生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强调。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内经》中的阴阳、五行、邪正等分类思维的形成源于古人长期的天文实践与农业气象实践等领域的探索和理性思考,来源于古人对宇宙时空的定位以及依此为背景对自然气候变化节度的测候,具有坚实的客观实践基础。第三部分,分析这种分类思维背后的基本假设和隐喻模型。这一分析是通过对《内经》分类思维所涉及的三种重要的隐喻意象的探讨和思考来体现的,即文章的第五章。（1）“生”的意象,此节论述古人对以植物为代表的生命形态的生化之机的重视和思考何以影响古人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是天地所生万物的一部分,与植物一样具有生长化收藏的盛衰过程,同样依赖天之光热、地之水分养料提供生命运化的物质与能量。在天地人气化相应的系统中,人与植物一样有着自身内在的生生之机。以植物为代表的生命气化生机过程为《内经》认识人体生命现象提供了整体模型,时空的构架、天地在生命演化中的意义以及人的自身限度都是在这一隐喻模型中得到强调的。（2）“风”的意象,此节论述了《内经》关于“风”的认识以及对于风的占候。古人很早便开始关注“风”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风的季候性的发现及其与时空相应体系的结合为“风占”的产生和系统化提供了条件。“风”源于“天地之合气”,这一突破性的认识使得其成为古人借以把握天地之气变化之道的重要媒介而受到格外重视。《内经》继承和吸收了这些基本思想,并使其成为解释人体生命现象及其疾病生成的重要工具。“风”作为四时变化的信使,为古人思考天地自然及一切生命现象的生成变化提供了一种有稳定秩序节度的时空一体的变化模型。这一变化模型将气的时空秩序与有形万物的生化联系起来,揭示了其中的因果关联与秩序。（3）“水”的意象,此节论述了《内经》关于人体血气经脉的构想与“水”的喻象之间的紧密关联。水的太过和不及会为灾,水土气通才能生物,川谷导气通高下才可泉源不竭、生物不息,水的动静化生又依天时寒暖而有节律变化,这些认识的产生源于古人悠久的农业生产和治水实践。这些实践认识影响到中医关于人体血气经脉的构想：血气流布于身,有经络孙脉分流导气；血气之生化,有三焦水道交通上下而生化不息；血气之运行应四时而周流不息；血气为病,有补、泻、决渎防其枯竭、满溢与壅塞。水在天时之气的引动下升降有节的运动而实现着无形到有形的转换,这一意象为万物生化演变的机制提供了具体形态转化的形象模型。以上三种意象有着内在关联,“风”的意象和“水”的意象实为“生”的意象的具体说明。“风”的意象为古人对于“生”的认识引入了时空一体的变化秩序,“水”的意象成为促成“生”化、沟通上之无形天气与下之有形物类的桥梁,是气与形转化的中间状态。两种意象共同为以植物为代表的生命形态的生成演化的现象构筑了系统的理解模型。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六章,分析《内经》分类思维的主要特点及比较中西分类思维的差异以及影响其形成的可能因素。（1）《内经》分类思维所划分的主要对象是以时空一体背景为参照的自然之气与人体之气的变化节律和秩序。其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分类方法所体现的是一种圜道整分的有初中盛衰关系的意义系统。天地人处于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气化整体系统中。从人的角度看,世界因与入气化相应而生化相连,人通过自身的感知而将世界纳入与自身关联的意义世界,赋予各种变化以价值,因此赋予世界以感性的、关联的、价值性的色彩。与此相比,西方分类思维所关注的是独立于人的感官,独立于具体时空,甚至独立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种属性质的差异,其所构建的是一种类与子类相包含的静态阶梯式的分类体系。分类体系中平行类之间界限分明,不存在相互的关联和影响。（2）西方文化的这种分类思维的形成与古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城邦制的公民社会平等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论辩言说的逻辑规范以及独特的否定感觉、否定变化的物质构成理论原子论,与这些因素有着重要关联。而古代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情况均与之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从对这些差异的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两种文化的人的分类思维何以如此不同。文章的最后,尝试对《内经》分类思维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思维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以及未来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问题做出简要讨论。
万东升[7]（2014）在《理科师范生幼稚科学本质观形成机制的文化根源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民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即科学究竟是什么——学界称为“科学本质观”——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仅仅记住一些科学知识,甚至科学方法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理解了科学精神及其内涵与实质,理解它区别于其他知识类型如文学艺术的特点,才能在科学和民主日益渗透于生活和工作的今天,更好地作出个人和社会决策,从而更好地参与未来民主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的目标。对于科学本质观的教育价值,国内外科学教育界并不存在争议,但对于教授什么样的科学本质观,仍然存在争议。而且,英国和美国的主流观点不同;科学教育界和专业科学家之间也存在分歧。但无论分歧如何,不能因噎废食,有关学生和科学教师的科学本质观现状调查方兴未艾,而且成为各个国家制订科学素养教育目标的重要依据。综合各家理论,本研究将科学本质定义为“客观性”、“证据意识”、“实验思想”、“科学过程”、“科学交流”等五个方面。国际上一些跨文化的科学本质观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科学教师和学生的科学本质观出现众多的难以解释的矛盾现象,例如教师和学生在开放式问卷和访谈中表达的大量的观点难以归入如上所述的西方学者提出的科学本质观的五个维度框架中,且他们的得分远远低于由选择题或判断题组成的标准化问卷的测试得分。这种难以归类的矛盾现象尽管也在对美国被试的调查中出现过,但其数量明显较少,而且他们在访谈中的得分一般高于其在标准化问卷中的得分。还有研究发现,中国科学教师在难度较大的方面（后现代科学概念）得分比美国科学教师高,而在较简单的方面（经典科学概念）较美国教师低。其次,中国本土的研究和实践表明,中国科学教师和学生重知识轻方法和本质;后现代科学观对中国文化环境下的科学教育有负面作用,因此科学素养的培养效果低下。这些发现告诉我们,中国科学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素养具有特殊性。近年来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大量的关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科学教师和学生的科学本质观及其影响因素,不能不联系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中庸”思维。此外,从研究方法上看,问卷调查方法显然对于科学本质观的调查存在较大困难,难以真实测量出学生科学本质观。原因之一是,问卷难以避免亚洲人的“中庸”填写行为和社会期许效应的影响;之二是测量复杂概念时,其定义往往难以统一,故导致题目容易存在“歧义”现象。而科学本质观的测量同时具备这两个弱点。因此,本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的问卷调查可以进一步验证前人的发现及科学本质观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中庸”为代表）的关系;定性的访谈可以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教师或学生对于科学认识的真实的内涵。本研究基于科学本质观的定义编制了问卷和确定访谈主题。科学本质观问卷分为两个部分,题目多采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区别、实验思想的考察以及反映科学客观性的问题。访谈提纲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设置了 9个访谈话题,各个话题之间层层递进、相互联系。访谈内容的评判标准聚焦于访谈对象是否采用“科学”的方式辩护其主张,以达到深度探测他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而非聚焦于他们是否能说出所谓成熟的、正确的科学本质知识。研究对象选取30位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理科师范生,他们作为理科教育（科学教育）专业的高年级的大学生,是未来的科学教师,因此可以假设他们的科学素养水平不会比其他大学生更低。研究发现,理科师范生对“科学客观性”、“证据意识”、“实验思想”、“科学过程”、“交流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合作和竞争的作用”的认识以及对“迷信”的甄别等7个方面与经典科学本质观不一致。第一,对科学客观性的认识。本研究发现占总人数的93.3%的访谈对象在“心物不分”、“辨证的客观知识观”、“幼稚的变化真理观”和“模糊的科学客观性”等错误观念类型中同时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第二,对证据的认识。100%的访谈对象持有“有用即科学”、“神奇即科学”、“个体经验即科学”和“存在即科学”的经验性证据观,并以此来区别科学和非科学。43%的访谈对象持有从书本和权威理论那里寻找“权威证据”的观念,只有1人能够部分地意识到通过实验获得证据的观点,且多数访谈对象同时持上述两种不同的证据观。第三,对实验思想的认识。分别有93.3%和76.7%的访谈对象持有“实践思维”和“模糊的实验概念”,即缺乏实验控制的概念;少量访谈对象在遇到研究者的反问和反驳时,逐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第四,对科学的过程和方法的认识。96.7%访谈对象认为根据最终效果或是否达到目的来判断科学和非科学的过程,不关注主试提供的科学和非科学过程实例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同时本研究还发现部分访谈对象持有消极无为的科学研究观念。第五,对“交流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的认识,分别只有30%和36.7%的访谈对象认识到“获得一致性客观知识”和“科学累积性”的作用,且这些访谈对象还持有与这些认识相互矛盾的其他认识。第六,对“合作和竞争的作用”的认识。多数访谈对象持有“常规互助目的”的合作观和“功利性目的”的竞争观。第七,对迷信的甄别。分别由30%和70%访谈对象是显迷信者和准迷信者,没有访谈对象是科学无神论者（相关观念概念定义请见附录）。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可以初步看出,访谈对象主要按照中国文化中传统思维来理解和看待7个方面科学本质的调查主题,且对同一个主题的认识存在着大量矛盾的观念。这些认识和观念反映出中国理科师范生以一种独有的、不同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诠释科学本质,而这种理解方式导致了诸多前人研究中大量存在的按照西方科学本质观定义制订的问卷测不准中国人的科学本质观的结果。尽管被调查理科师范生拥有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回答问卷中的一些问题,但只能表明他们有“知识”,而大量基于臆想的、个人经验的、矛盾的、模糊不确定的观念的存在,反映出访谈对象缺乏科学思维和和科学信仰。从发现还可以进一步推论,理科师范生的主观和客观不分或者是人与知识的一体化以及他们漂移不定的信念,影响着他们对“客观性”、“证据”、“实验思想”等概念的形成。他们对这些科学本质相关概念的认知机制实际上有一个文化转换过程:通过“我”（或“人”）这个“转换器”,将客观性、证据、实验等科学概念转换成“主观臆想”、“权威与经验”、“实践思维”、“实际效果”与“和谐互助”等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与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庸”的概念化特征相对应,如“天人合一”、“阴阳转换”、“合情合理”、“注重后果”、“看人论事”、“静观其变”和“和而不同”等。这就是说,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许多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有别于西方人的理解。显然,本研究发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科学素养教育需要本土化的方案。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人和知识的一体化、只有主体而没有外在于人的客体,以及求同存异的和谐观等对克服科学无限制扩张和破坏环境等负面影响方面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中国的科学本质教学目标应优先发展学生对“客体”和“客观”的理解。使学生在面对客观世界而不是人际关系的时候将“主体”和“人心”的习惯思维方式转移到对“客体”、“客观性”的关注,走出朴素的、简单的“天人合一”说教。只有做到这样,之后才能达到对科学实验思想、科学证据以及科学具有累积性和普遍性等内容的真正理解,才能对复杂的“天人合一”思想有成熟的、深刻的理解。否则即使教师提供大量的“脚手架”——科学实验演示以及相关认知冲突,学生也难以理解科学究竟是什么。
陈大可[8]（2011）在《蒋介石的科学技术观》文中研究表明蒋介石身处中国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历史时期,新旧价值冲突,中西文化激荡,因此他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科学技术观。在科学技术的本质方面,他认为科学有四个层次的定义,即科学旧解为讲求次序的穷理致知；科学应用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是组织；科学是基于经验的,以求宇宙实在为目的的知识体系；科学是真理的化身。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他认为宗教等人文因素是科学技术的必要补充。在科学划界的问题上,他认为科学与伪科学有着民生、方法论和可证实性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在技术的定义方面,他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范畴,技术是科学民生化的产物,是科学实现民生的直接手段。在比较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时,他用“高而不亢”来评价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强调以“谦而不卑”来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上,他立足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科学技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随人类求生能力的提高而发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模式方面,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前进既有连续性又有革命性,科学技术的好坏以解决问题能力的高低来评价。在获得科学技术知识方面,他强调内与外并用,先验与经验结合,即“内而验之于心性,外而施之于事物”。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来看,他认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而科学技术又为人类贡献了三民主义的民生、民权、民族功能,除了积极方面,晚年的他也提出科学技术存在诸如降低人类幸福感、间接导致民生问题等方面的消极影响。探究蒋介石的个人经历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也是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人；他是尊重传统的人,也是一个信奉西洋宗教的人。他虽然个性极强,但是政治地位决定在诸多问题上,他个人的小观念不能跨出全局的大立场。这也使他的科学技术观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中学与西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道德负载与价值中立,理论与实践这四大矛盾。
王琳,邓跃毅[9]（2010）在《陈以平教授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探究》文中研究表明上海中医药大学陈以平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肾脏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上海市名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终身教授。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肾病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顾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内科肾脏疾病
严火其[10]（2007）在《德性的文明与德性的科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与西方用理性来规定人的本质不同,中国传统用德性来规定人的本质。由于人是一种德性的存在,人就应该过一种以德性为根据的生活,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一种德性的文明。在这种德性的文明中,中国的传统科学是一种德性的科学。这种德性的科学以德性修养为基础,通过把握"道"或"理"来认识和把握自然万物。德性的科学有其不同于理性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二、智者察同 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哲学解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智者察同 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哲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 1.1.1 西学释义 |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传统社会体制与中国近代科技的衰落（论文提纲范文）
| 一、高度集权体制及中国传统文化制约科技发展 |
| 二、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及经济形态制约科技发展 |
| 三、高度集权体制对人才的导向制约科技发展 |
| 四、结论 |
（6）《黄帝内经》分类思维及其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内经》分类思维的研究现状 |
| 1.2.1 对《内经》“类”概念的研究 |
| 1.2.2 《内经》的主要分类方法及其认知来源 |
| 1.2.3 《内经》分类方式的思维特点及其中西差异 |
| 1.3 研究方法与本文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本文结构 |
| 第二章 《内经》的分类认知概述 |
| 2.1 天地 |
| 2.1.1 天地之分 |
| 2.1.2 时空之分 |
| 2.1.3 气之分度 |
| 2.1.4 万物之分 |
| 2.2 人 |
| 2.2.1 人的创生 |
| 2.2.2 人的分类 |
| 2.2.3 人体划分 |
| 2.3 人体之疾 |
| 2.3.1 病因之分 |
| 2.3.2 病机之分 |
| 2.3.3 病传之分 |
| 2.3.4 疾病整体分类 |
| 2.3.5 疾病诊断分类 |
| 2.3.6 疾病治疗分类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内经》分类方法剖析 |
| 3.1 量化分类法 |
| 3.1.1 阴阳分类 |
| 3.1.2 五行分类 |
| 3.1.3 三才分类 |
| 3.2 质化分类法 |
| 3.2.1 邪正分类 |
| 3.2.2 逆从分类 |
| 3.2.3 标本分类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内经》分类思维的发生学诠释 |
| 4.1 一条重要的线索：早期阴阳家 |
| 4.2 阴阳二分的来源 |
| 4.2.1 神话期：阴阳概念的产生与绝地天通 |
| 4.2.2 过渡期：阴阳概念的演变与天地相应 |
| 4.2.3 超越期：阴阳四时合流与天地气通 |
| 4.2.4 “阴阳”分类思想在《内经》中的承续 |
| 4.2.5 小结 |
| 4.3 五行分类的来源 |
| 4.3.1 神话期：早期的五行与神秘的数字 |
| 4.3.2 过渡期：五行认识的发展与“尚五”之风 |
| 4.3.3 超越期：五行与五方四时的结合 |
| 4.3.4 “五行”分类思想在《内经》中的承续 |
| 4.3.5 小结 |
| 4.4 邪正分类的来源 |
| 4.4.1 以往对灾异现象的经验总结 |
| 4.4.2 时气邪正对于人体的影响 |
| 4.4.3 邪正分类思想在《内经》中的承续 |
| 4.4.4 小结 |
| 第五章 《内经》分类思维的原型意象 |
| 5.1 “生”的意象 |
| 5.1.1 农业实践的启示 |
| 5.1.2 “生”的意象对于《内经》的影响 |
| 5.1.3 小结 |
| 5.2 “风”的意象 |
| 5.2.1 “风”的观念 |
| 5.2.2 “风占”的思想及方法 |
| 5.2.3 《内经》“风占”的思维结构 |
| 5.2.4 小结 |
| 5.3 “水”的意象 |
| 5.3.1 “水”的意象来源 |
| 5.3.2 “水”意象下的中医人体血气经脉构想 |
| 5.3.3 隐喻类比的论证效力 |
| 5.3.4 小结 |
| 第六章 《内经》分类思维的主要特点及中西比较 |
| 6.1 《内经》分类体系的思维特点 |
| 6.1.1 《内经》类分的对象——以时空为参照背景的气化过程 |
| 6.1.2 类的圜道统分与盛衰关系 |
| 6.1.3 类分的层次性及多因素组合 |
| 6.1.4 类所指涉的感性意义关联的现象世界 |
| 6.2 中西分类方法及特点之比较 |
| 6.2.1 中西分类方式的主要差异 |
| 6.2.2 形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因素 |
|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
| 7.1 文章内容总结 |
| 7.2 需要讨论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理科师范生幼稚科学本质观形成机制的文化根源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问题 |
| 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1. 科学本质观的概念 |
| 1.1 科学本质的内涵及科学本质观 |
| 1.2 经典实证主义科学本质的内涵 |
| 1.3 科学教育中的科学本质观 |
| 1.3.1 理解科学本质的教育价值 |
| 1.3.2 科学教育中科学本质定义 |
| 2. 中国科学教师教育发展现状 |
| 3. 关于科学本质观的调查研究 |
| 3.1 调查的方法论 |
| 3.2 关于中国学生和科学教师的调查发现 |
| 3.2.1 科学教师科学本质观调查结果的矛盾现象 |
| 3.2.2 可能被误读的原因分析 |
| 4. 文化与科学教育的关系 |
| 4.1 文化的重要性 |
| 4.2 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
| 4.2.1 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科学思维 |
| 4.2.2 中国人的自谦 |
| 4.2.3 中庸 |
| 4.2.4 中国文化对认知和情意的影响 |
| 4.2.5 中西文化的两个实例——中医和西医 |
| 4.2.6 文化心理学研究提供的研究启示 |
| 4.2.7 文化对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1 研究方法 |
| 2 研究对象 |
| 3 数据收集 |
| 3.1 问卷设计 |
| 3.2 访谈设计 |
| 3.2.1 访谈主题 |
| 3.2.2 访谈过程 |
| 4 访谈资料的分析和编码 |
| 5 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
| 5.1 本研究的问卷 |
| 5.2 访谈研究过程的信度和效度 |
| 6 研究设计框架图 |
| 第四章 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 |
| 一、问卷测量结果 |
| 1 经典科学本质观问卷测量结果 |
| 2 中庸思维与科学本质观的关系 |
| 二、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 |
| 1 科学客观性的认识 |
| 1.1 心物不分 |
| 1.1.1 从众类 |
| 1.1.2 自圆其说类 |
| 1.1.3 直觉类 |
| 1.1.4 唯心类 |
| 1.2 客观知识辨证观 |
| 1.2.1 客观知识的相依观 |
| 1.2.2 “一分为二”的真理观 |
| 1.2.3 幼稚的一果多因论 |
| 1.3 幼稚的变化真理(知识)观 |
| 1.4 模糊的科学客观性 |
| 1.5 本节讨论与小结 |
| 2 对证据的认识 |
| 2.1 权威证据 |
| 2.2 经验性证据 |
| 2.2.1 有用即科学或科学即技术 |
| 2.2.2 神奇即科学 |
| 2.2.3 经验即科学 |
| 2.2.4 存在即科学 |
| 2.3 实验证据 |
| 2.4 本节讨论与小结 |
| 3 实验思想的认识 |
| 3.1 实践思维 |
| 3.2 模糊的实验概念 |
| 3.3 实验思想的粗浅意识 |
| 3.4 证据和理论的协调 |
| 3.4.1 坚持实践思维 |
| 3.4.2 暂时持有反例 |
| 3.4.3 接受反例,认识到实验思想 |
| 3.5 本节讨论与小结 |
| 4 对科学过程的认识 |
| 4.1 无矛盾效果型 |
| 4.2 直觉差异型 |
| 4.3 摇摆不定型 |
| 4.4 消极无为的科研观 |
| 4.5 本节讨论与小结 |
| 5 科学研究交流的作用 |
| 5.1 一致性客观知识的获得 |
| 5.1.1 和合目的 |
| 5.1.2 各抒己见、启发思考和交流想法 |
| 5.1.3 获得客观知识 |
| 5.2 科学累积性 |
| 5.3 本节讨论与小结 |
| 6 合作和竞争的作用 |
| 7 对迷信的认识 |
| 7.1 显迷信者 |
| 7.2 准迷信者 |
| 7.3 本节讨论与小结 |
| 第五章 讨论 |
| 1 以关注人事的方式来理解科学本质 |
| 1.1 “有我无物”的辨证知识观 |
| 1.2 中国的辨证思维与学生疏于求真、回避矛盾的观念 |
| 1.3 理科师范生的“实践思维” |
| 1.4 中庸理性与科学求真的理性 |
| 1.5 “崇尚权威”、“重视实用”与“科学的证据观、方法观” |
| 2 访谈结果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疑惑解答和新假说的提出 |
| 3 理科师范生的科学本质观解释机制模型 |
| 4 理科师范生的科学观发展阶段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1 研究结论 |
| 1.1 理科师范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状况堪忧 |
| 1.2 中国学生科学本质观具有独特框架 |
| 2 中国科学本质观教育的目标和路径建议 |
| 2.1 中国科学客观性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
| 2.2 加强经典科学本质观教育 |
| 3 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相关名词和概念的界定 |
| 附录二:问卷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蒋介石的科学技术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
| 四、创新之处及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蒋介石对科学技术本质的认识 |
| 一、科学技术的定义及划界 |
| 二、蒋介石对待中西科学技术的态度 |
| 第二章 蒋介石对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及获取方法的认识 |
| 一、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 |
|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 |
| 三、获得科学技术的方法 |
| 第三章 蒋介石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
| 一、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因素 |
|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
| 第四章 蒋介石科学技术观的综合评价 |
| 一、蒋介石科学技术观的来源评析 |
| 二、蒋介石科学技术观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陈以平教授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和而不同———中西医结合的最高境界 |
| 2 察同辨异方能融汇中西———陈以平中西医结合思辨观 |
| 2.1 强健脾运以治低蛋白血症之肾病性水肿, 是为敦土治水法则的具体应用 |
| 2.2 温煦心肾以治水钠潴留之肾病性水肿, 是为温阳利水法则的具体应用 |
（10）德性的文明与德性的科学（论文提纲范文）
| 人的德性假说 |
| 德性的文明 |
| 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 |
| 德性的科学 |
| 德性的科学余论 |
四、智者察同 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哲学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的历史思维及其时代价值研究[D]. 胡佳翼.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4]传统社会体制与中国近代科技的衰落[J]. 余乐,黄凤琦. 法制博览, 2017(33)
- [5]察同与察异——谈重症医学中西医结合的思维范式[J]. 陈全福,杨荣源,毛帅,张忠德,郭力恒,张敏州.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5(11)
- [6]《黄帝内经》分类思维及其形成研究[D]. 王慧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5(10)
- [7]理科师范生幼稚科学本质观形成机制的文化根源探讨[D]. 万东升. 南京大学, 2014(01)
- [8]蒋介石的科学技术观[D]. 陈大可.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9]陈以平教授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探究[J]. 王琳,邓跃毅. 新中医, 2010(08)
- [10]德性的文明与德性的科学[J]. 严火其. 江海学刊,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