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农药工业的希望——国家南方农药创制中心浙江基地（论文文献综述）
柴青宇[1]（2021）在《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先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免除农业税等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使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是,我国依然面对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资源环境持续恶化、农民收益与农业经济增长不同步等问题。为此,2015至2019年中央连续五年下发一号文件部署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在国家层面陆续推出18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配套支持政策,从人才、资金、土地、税收等多维度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和新业态的多元化,使农民从产业链中分享更多收益。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途径和手段。黑龙江省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年产量已突破750亿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但黑龙江省却一直未能成为农业强省。农产品加工增值率偏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难题一直困扰着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路径和历程可为我国其它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有力的借鉴,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路径选择问题,探析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支撑、融合模式、融合水平、障碍因素、发展路径、制度供给等一系列命题。首先,通过对产业融合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以及对产业融合的基础、驱动力等相关理论的综析,构建出本文研究所需的理论参照系,并在理论层面上确定产业融合路径选择所涉及的相关要素。其次,本文从定性及定量两个视角对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进行测度与评价。根据对全省13个地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调查的结果,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研究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存模式及主要问题。定量研究方面,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在明确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 20个反映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构建出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对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再次,本文结合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及水平,运用障碍分析模型测量出制约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并厘清导致障碍出现的主要矛盾。然后明确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原则、目标,从理论层面锁定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为使路径的可操作性更强,本文结合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实际,从实际层面对路径进行具体的现实选择。最后,本文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主体之一——政府的角度出发,从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素、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等宏观层面提出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陈根强,刘圣明,车志平,田月娥,林晓民[2]（2020）在《中国农药自主创制》文中研究指明农药是农业发展的保障,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它。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药创制必须得依靠自己。中国农药的发展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同频共振。新农药创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学科都能达到高科技水平。当今,中国的农药研究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用自己原创的理论、方法、手段和靶标进行农药创制,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农药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引领全球农药发展。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药的发展状况,本文总结了70个自主创制农药产品。依据新创制农药的类型、创制时间、创制单位、主要作用对象、作用方式、作用机理等,概述了中国新创制农药的发展历程。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杨化冰[4]（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提出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本刊编辑部,王鹏,高艳,唐可,郁红,张晓敏,张香,郑建华,翁国娟[5]（2019）在《砥砺奋进70载 春华秋实看化工》文中提出今年十一,我们迎来了新中国70华诞。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70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个子行业也是可圈可点。从基础行业看,油气产量年增速高于全球平均增速,氯碱行业可生产200余种耗氯产品;从传统行业看,农药、化肥、涂料、染料、橡胶等行业从极度紧缺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产销大户;从新兴行业看,煤化工、氟化工等行业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国际领跑。此外,化工建设、化工教育等行业不断变革壮大,在宏大化工版图的构筑中功不可没。
李攀[6]（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宋宝安,吴剑,李向阳[7]（2019）在《我国农药创新研究回顾及思考》文中认为我国农药工业经过近70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药生产国。农药的创新研究经历了仿制、仿创结合及自主创新几个阶段。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的农药创新在平台建设,体系建设,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及品种创新均取得了显着的进步,已经成为具有新农药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农药创新研究的历史,并简要总结了农药创新的现状和分析现阶段农药创新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药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几点思考。
陈茜[8]（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杨晶晶[9]（2018）在《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人口集聚多、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足的经济地带,在协调区域发展、培育增长动能、优化空间结构中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沿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列为新时期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支撑带战略”。随后,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五大关系”,明确“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的历史重任。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而为中国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提供成功经验,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文是基于重大现实问题而开展的经济史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方法,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演变轨迹为背景,以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分阶段考察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的原因,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第一章,主要是考察历史上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情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梳理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及流域开发进程。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进程中,秦汉时期尽管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发展为主,但对长江流域有意识的开发活动逐渐增多。到宋代中后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终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明清时期,奉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长江流域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长江流域始终以农耕文明为主,农业发展是流域开发的基础形态和主要经济活动。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比较协调。近代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兴起,长江流域内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且没有大规模、持久性的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尚好,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大跃进”运动、“文革”等影响或冲击,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出现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的局面。在中国工业大发展背景下,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污染特征表现为从农业污染向农业、工业污染源并存转变,流域全域性、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第二章,主要是研究1979-1991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取得显着经济社会效益。各省市经济增长均取得明显提升,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整体上向第二、三产业倾斜,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来自长江流域城市和工矿企业的点源、农业面源及航运流动源的污染迅速增加。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及流域工矿企业排污时未经处理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加剧。其间,尽管治理污染的投资不断加大,但仍无法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趋势恶化。同时,水土流失亦不断加重,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在爆发次数和破坏程度上位于中国七大水系之首。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尽管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整体进入了快车道,探索出了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但未能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此前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思维,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经济表现。于是,在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化学化的快速推进和掠夺性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进入快速恶化期。第三章,主要研究1992-2001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确立和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地区的推进,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各种污染源及其污染强度随之快速增加。受国际环境形势及国内生态环境状况的快速恶化的影响,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受到更多重视。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但实践中,长江流域地区各级政府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仍显不足。而且,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流域生态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第四章,主要考察2002-20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行推进与互动。中国加入WTO以后,长江沿江区域的区域开发、人口集聚、工业化、城市化和港口建设高速推进,下游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传统产业开始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流域水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生态压力。这一时期,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均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显着提高了环保投入水平。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呈加速恶化趋势,极大地制约了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在长江流域已难以为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尽快完善可持续发展实现机制,彻底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真正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五章,主要分析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本文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容量与特性认识不足,虽然存在自然因素的天然属性差异,但是人类对环境不合理地开发和干扰,才是加剧失衡趋势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的双重效用。长江流域经过多年开发后,可利用资源已日趋减少,有限的资源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是未能有效建立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即使中国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十余年,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依然是“两张皮”,“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仍未从概念落实为行动。深层原因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所采取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环保认知水平、环保投入水平和环保制度体系建设水平的提升。不从根本上彻底扭转这种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原则,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第六章,主要提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绿色协调发展的思路。本章首先简要梳理了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演变的过程,总结其演变特征。其后,考察了国外大河流域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阐明长江经济带从过去的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有其重要的内涵意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以着力构建保护优先、全面保护的大保护体制和中央与流域区域共抓、共管的大保护机制,实施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大保护工程。通过观念、制度、机制上的彻底转变,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心从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司会敏[10]（2018）在《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时间表、划定了路线图。美丽中国,不只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每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全民的高度参与,这就需要凝聚起最广泛的生态共识,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凝心聚力。新时代凝聚中国的生态共识,需要形成生态道路共识、生态理论共识、生态制度共识和生态文化共识,这四大共识从具体实践、理论指导、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领域。面对当前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和生态退化等严峻形势,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自然构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在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不同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完全弥合。新时代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必须认真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分歧和问题。这些分歧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囿于传统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认知误区,生态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仕途升迁之政治利益,仍片面追求GDP这一短期内易见成效的显性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这一短期内难见成效的隐性目标缺少投入热情。第二,环境正义视角下因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引起的权责不对等现象普遍,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行业部门之间在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消费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富裕阶层、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强势群体）与贫困阶层、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在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分担上存在不对等,这些现实的利益分化极易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制约生态共识的达成。第三,利益机制驱动下部分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无视生态利益和社会公益,缺乏生态可持续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第四,一些公众虽然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但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环境问题,环境意识层次低,“从众”“搭便车”情结严重,生态责任意识不强。第五,除了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这些主客观原因外,生态共识平台不健全也是制约生态共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平台不完善,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环境权益诉求平台不畅,影响公众表达权;环境决策平台滞后,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等,上述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生态共识的形成。新时代为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化解分歧、解决矛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公平正义原则,这是解决环境非正义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二,平等协商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消除和化解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权责相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权利与责任关系的应然描述,公共利益是权责一致原则的价值追求,环境利益的公益性决定了每一行为主体都不能自私地占有生态利益却不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义务）,只有每一行为主体都自觉遵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分歧。第四,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共识的达成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即给予行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激发其生态责任意识,同时也必须设置一些硬性约束,使反生态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能起到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分歧和问题,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如下:第一,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通过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生态社区建设的模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引领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二,优化地方党政部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导向机制、完善的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以激励党政干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三,实现利益共享,完善公正的利益均衡和保障机制,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部门差异,以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发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凝聚生态共识提供动力和支持,同时针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必须实施严厉惩罚,使其形成“不敢污、不能污”的共识。最后,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健全环境权益诉求平台和环境决策参与平台,通过搭建生态共识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二、民族农药工业的希望——国家南方农药创制中心浙江基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族农药工业的希望——国家南方农药创制中心浙江基地（论文提纲范文）
（1）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农村产业融合的起源与发展 |
| 1.2.2 农村产业融合的驱动机制研究 |
| 1.2.3 农村产业融合的类型模式研究 |
| 1.2.4 农村产业融合的测度方法研究 |
| 1.2.5 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研究 |
| 1.2.6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现代化 |
| 2.1.2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 |
| 2.1.3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融合 |
| 2.2 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农村产业融合 |
| 2.2.2 农村产业融合模式 |
| 2.2.3 农村产业融合主体 |
| 2.2.4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 |
| 2.3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理论分析 |
| 2.3.1 分工理论 |
| 2.3.2 产业集群理论 |
| 2.3.3 交易成本理论 |
| 2.3.4 创新理论 |
| 2.3.5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
| 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支撑条件 |
| 3.1.1 自然资源条件 |
| 3.1.2 社会环境条件 |
| 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基础概况 |
| 3.2.1 整体发展概况 |
| 3.2.2 第一产业发展概况 |
| 3.2.3 第二产业发展概况 |
| 3.2.4 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
| 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 3.3.1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模式 |
| 3.3.2 农业多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 |
| 3.3.3 产业集聚型融合模式 |
| 3.3.4 科技渗透型融合模式 |
| 3.3.5 产业循环型融合模式 |
| 3.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发展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
| 4.1 测度方法的选取与原则 |
| 4.1.1 测度方法的研判和选取 |
| 4.1.2 测度指标设置原则 |
| 4.2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1 测度指标的选择 |
| 4.2.2 测度指标的解释 |
| 4.2.3 测度模型的建立 |
| 4.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 数据来源 |
| 4.3.3 测度结果及评价 |
| 4.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4.1 耦合关系模型 |
| 4.4.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与战略选择 |
| 5.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障碍分析 |
| 5.1.1 障碍分析模型 |
| 5.1.2 障碍度分析 |
| 5.1.3 障碍因子分析 |
| 5.1.4 障碍因素现状分析 |
| 5.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矛盾 |
| 5.2.1 产业布局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2 土地利用模式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3 融资渠道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4 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 |
| 5.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原则与目标 |
| 5.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宏观路径选择 |
| 5.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
| 5.4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6.1 农林牧渔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 6.1.1 特色种植业产业带调整 |
| 6.1.2 畜牧养殖业布局调整 |
| 6.1.3 渔业产业布局调整 |
| 6.1.4 山特产品产业布局调整 |
| 6.2 农产品精深加工的路径选择 |
| 6.2.1 玉米精深加工 |
| 6.2.2 水稻精深加工 |
| 6.2.3 大豆精深加工 |
| 6.2.4 乳业精深加工 |
| 6.2.5 蔬菜精深加工 |
| 6.2.6 渔业精深加工 |
| 6.3 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路径选择 |
| 6.3.1 培育多元化主体 |
| 6.3.2 加强生产主体市场信息服务 |
| 6.3.3 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服务体系 |
| 6.3.4 构建农业生产技术综合服务体系 |
| 6.3.5 推进农业资源化利用服务体系 |
| 6.3.6 拓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 |
| 6.4 休闲农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 6.4.1 打造自然生态康养观光产业带 |
| 6.4.2 构建冰雪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
| 6.4.3 传承关东民俗和弘扬四大精神游 |
| 6.4.4 发挥沿边优势开展边境风情游 |
| 6.5 以信息技术渗透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5.1 完善智慧农业信息监管系统 |
| 6.5.2 精准管理农业全产业链 |
| 6.5.3 创新农业金融保险服务 |
| 6.5.4 保护产业质量安全和知识产权 |
| 6.5.5 构建完整农业产业体系 |
| 6.6 以国家级试验区创新驱动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6.1 以农产品加工贸易带动产业融合 |
| 6.6.2 扩大农业产业负面清单外贸易 |
| 6.6.3 创新涉农金融国际化服务产业 |
| 6.6.4 发展开放试验区农业总部经济 |
| 6.7 本章小结 |
| 7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7.1 继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 |
| 7.1.1 探索设立农业自由贸易试验区 |
| 7.1.2 构建畅通便捷的农产品贸易通道 |
| 7.1.3 引导国际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贸易 |
| 7.2 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资源要素 |
| 7.2.1 确保农村产业融合用地保障 |
| 7.2.2 加强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
| 7.2.3 完善金融保险政策支持 |
| 7.2.4 强化科技与人才政策支持 |
| 7.3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
| 7.3.1 优化改造农田基础设施 |
| 7.3.2 搭建公共交通和信息网络 |
| 7.3.3 配套产业融合基本设施 |
| 7.3.4 综合改造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
| 7.4 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 |
| 7.4.1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顶层设计 |
| 7.4.2 推动产业融合政策有效落实 |
| 7.4.3 加强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区建设 |
| 7.4.4 建立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2）中国农药自主创制（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国农药发展历程 |
| 2 杀菌剂 |
| 2.1 乙蒜素(Ethylicin) |
| 2.2 金核霉素(Aureonucleomycin) |
| 2.3 宁南霉素(Ningnanmycin) |
| 2.4 氟吗啉(Flumorph) |
| 2.5 啶菌恶唑(Pyrisoxazole) |
| 2.6 烯肟菌酯(Enestroburin)和烯肟菌胺(Fenaminstrobin) |
| 2.7 氰烯菌酯(Phenamacril) |
| 2.8 苯醚菌酯(ZJ0712) |
| 2.9 噻菌铜(Thiediazole copper)和噻唑锌(Zinc thiazole) |
| 2.10 毒氟磷(Dufulin) |
| 2.11 丁香菌酯(Coumoxystrobin) |
| 2.12 长川霉素(Ascomycin) |
| 2.13 申嗪霉素(Shenqinmycin) |
| 2.14 氟唑活化酯(Fluoro-substituted benzothiadiazole derivatives,FBT) |
| 2.15 唑菌酯(Pyraoxystrobin) |
| 2.16 丁吡吗啉(Pyrimorph) |
| 2.17 唑胺菌酯(Pyrametostrobin) |
| 2.18 氯啶菌酯(Triclopyricarb) |
| 2.19 环己磺菌胺(Chesulfamide) |
| 2.20 甲噻诱胺(Methiadinil) |
| 2.21 苯噻菌酯(Benzothiostrobin) |
| 2.22 苯丙烯菌酮(Isobavachalcone) |
| 2.23 酚菌酮(Fenjuntong) |
| 2.24 氟醚菌酰胺(Fluopimomide) |
| 2.25 氟/氯苯醚酰胺(Flu/Chlbeneteram) |
| 2.26 唑醚磺胺酯(Zuomihuanganzhi) |
| 3 杀虫剂 |
| 3.1 混灭威(Landrin) |
| 3.2 灭幼脲(Chlorbenzuron) |
| 3.3 苦皮藤素(Celangulin) |
| 3.4 硝虫硫磷(Xiaochongthion) |
| 3.5 氯胺磷(Chloramine phosphorus) |
| 3.6 氟螨(Fuman) |
| 3.7 氯噻啉(Imidaclothiz) |
| 3.8 右旋反式氯丙炔菊酯(d-t-Chloro-prallethrin) |
| 3.9 硫肟醚(Sulfoxime)和硫氟肟醚(Thiofluo-ximate) |
| 3.10 蛇床子素(Osthole) |
| 3.11 呋喃虫酰肼(Fufenozide) |
| 3.12 丁虫腈(Flufiprole) |
| 3.13 氯溴虫腈(Brochlorfenapyr) |
| 3.14 哌虫啶(Paichongding) |
| 3.15 右旋七氟甲醚菊酯(d-Teflumethrin) |
| 3.16 乙唑螨腈(Cyetpyrafen) |
| 3.17 环氧虫啶(Cycloxaprid) |
| 3.18 戊吡虫胍(Guadipyr) |
| 3.19 环氧虫啉(Cycolxylidin) |
| 3.20 四氯虫酰胺(Tetrachlorantraniliprole) |
| 3.21 氯氟醚菊酯(Meperfluthrin) |
| 3.22 氯氟氰虫酰胺(Cyhalodiamide) |
| 3.23 嘧螨胺(Pyriminostrobin) |
| 4 除草剂 |
| 4.1 单嘧磺隆(Monosulfuron)和单嘧磺酯(Monosulfuron-ester) |
| 4.2 双甲胺草磷(Shuangjianancaolin) |
| 4.3 氯酰草膦(Clacyfos) |
| 4.4 甲硫嘧磺隆(Methiopyrisulfuron) |
| 4.5 丙酯草醚(Pyribambenz-propyl)和异丙酯草醚(Pyribambenz-isopropyl) |
| 4.6 二氯喹啉草酮(Quintrione) |
| 4.7 喹草酮(Quinotrione)和甲基喹草酮(Quinotrione-methyl) |
| 4.8 环吡氟草酮(Cypyrafluone) |
| 4.9 双唑草酮(Bipyrazone) |
| 5 植物生长调节剂 |
| 5.1 菊胺酯(Bachmedesh) |
| 5.2 苯哒嗪丙酯(Fenridazon propyl) |
| 5.3 呋苯硫脲(Fuphenthiourae) |
| 5.4 乙二醇缩糠醛(Furalane) |
| 5.5 14-羟基芸苔素甾醇(14-Hydroxylated brassinosteroid) |
| 6 结语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5）砥砺奋进70载 春华秋实看化工（论文提纲范文）
| 油气：改革创造非凡业绩 |
| 氯碱：技术驱动跨越发展 |
| 农药：结构调整成效显着 |
| 氟化工：从“跟跑”到“领跑” |
| 化肥：有力支援“三农”事业 |
| 氮肥：从6000吨飞跃到7000万吨 |
| 磷肥：从大量进口到自给有余 |
| 钾肥：从进口为主到半数自给 |
| 橡胶：打造全产业价值链 |
| 煤化工：攀上世界最高点 |
| 染料：向世界强国迈进 |
| 涂料：屹立于世界之林 |
| 化工园区：产业发展“主战场” |
| 化工建设：构筑化学工业版图 |
| 化工教育：贴近石化行业需求 |
（6）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农药创新研究回顾及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我国农药创新研究简要历史回顾 |
| 2 我国新农药创制研发体系建设概况 |
| 2.1 我国新农药研发平台建设概况 |
| 2.1.1 国家级农药科技创新平台 |
| 2.1.1. 1 国家南方农药创制中心 |
| 2.1.1. 2 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
| 2.1.1. 3 新农药创制与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1. 4 国家农药创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2.1.1. 5 国家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2.1.1. 6 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
| 2.1.2 省部级农药科技创新平台 |
| 2.1.2. 1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和 |
| 2.1.2. 2 依托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天然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 2.1.2. 3 依托于贵州大学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 2.1.2. 4 依托华中师范大学的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 2.1.2. 5 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
| 2.2 我国新农药创制体系发展情况 |
| 3 农药科技创新成果初步显现 |
| 4 我国新农药创新过程中存在问题分析 |
| 4.1 我国农药企业在新农药的创制方面能力极弱 |
| 4.2 我国原始创新的结构偏少 |
| 4.3 创制产品的登记工作不积极 |
| 4.4 创制产品的应用技术开发跟不上 |
| 5 对我国农药创新的几点思考 |
| 5.1 我国的新农药创制要从传统的仿制体系走向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体系 |
| 5.2 加快农药行业整合, 促进企业规模化、集约化运营, 同时引导和促进我国小型企业转型, 在相关部门的引导下, 形成从创制开始一直到田间使用的体系 |
| 5.3 在绿色新农药的创制技术层面上, 要基于靶标导向、天然产物导向、中间体衍生化的农药创新策略 |
| 5.4 要加大对生物活性筛选平台的建设力度, 包括生物活性筛选方法、以及筛选范围, 同时大力提倡平台共享 |
| 5.5 新农药创制要“静心静气”, 要从“静心静气”中实现新农药创制过程中质的突破 |
| 5.6 新农药创制需要更多的农药企业参与进来 |
| 5.7 在新农药的创制上除了需要政府的投入、也需要政府的引导 |
| 5.8积极推进以市场为导向、产品为核心的应用技术开发和引导, 集全社会之力, 加大对一些有前途的品种的推广力度, 形成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品牌 |
（8）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9）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相关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四、研究的断限与分期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概况 |
| 第一节 1949年以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演变 |
| 一、第一阶段:秦汉时期 |
| 二、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 |
| 三、第三阶段:明清时期至1949年 |
| 第二节 1949-1978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
| 一、长江流域水利开发与治理情况 |
| 二、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 三、长江流域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环保体系初步构建时期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1979—1991)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 一、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的情况 |
| 二、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 |
| 三、环保理念与政策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初步发展 |
| 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
| 二、区域空间产业布局的变动 |
| 第三节 区域环境污染与环保治理 |
| 一、区域内环境污染情况及成因分析 |
| 二、环保政策的出台及治理 |
| 第四节 水环境的逐步恶化 |
| 一、水土流失的加重与治理 |
| 二、水体污染程度与变化特征 |
| 三、洪涝灾害的发生频次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保区域分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变化(1992—2001) |
| 第一节 转轨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状况 |
| 一、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 |
|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 |
| 三、环保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 |
| 一、经济加速发展概况 |
| 二、区域经济差异明显 |
| 三、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
| 第三节 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
| 一、农业生产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
| 二、乡镇企业生产环境问题突出 |
| 三、经济开发加剧生态环境破坏 |
| 四、水环境的污染与治理投入 |
| 第四节 水环境持续恶化的表现 |
| 一、水土流失的持续加重 |
| 二、水污染局部特征明显 |
| 三、洪涝灾害频发及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保多元共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生态演变(2002—2015)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 一、规模化区域规划与环境保护 |
| 二、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转变 |
|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推进 |
| 第二节 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 |
| 一、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
|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扩大 |
| 三、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 |
| 四、环境问题全面凸显 |
| 第三节 水环境快速恶化的表现 |
| 一、水土流失情况严峻 |
| 二、水污染流域恶化明显 |
| 三、洪涝干旱灾害加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 |
| 一、生态环境变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修复带来的现实阻碍 |
| 三、对长江经济带地域生态环境的评价分析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
| 一、区域管理缺乏统一制度安排 |
| 二、区域协调管理机制不健全 |
| 三、区域管理中环保投入不足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 |
| 一、宏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
|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治理 |
| 三、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特征 |
| 一、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反思 |
| 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演变历程 |
| 第二节 国外大河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
| 一、国外大河流域的开发模式 |
| 二、国外大河流域的发展模式 |
| 三、长江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选择 |
| 第三节 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思考 |
| 一、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对策 |
| 二、内涵的转变—从大开发到大保护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与生态共识的相关理论概述 |
| 一、新时代与人的生态需要 |
| (一)新时代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新时代人的生态需要 |
|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共识 |
| (一)生态文明 |
| (二)生态共识 |
| (三)生态共识的功能 |
| 三、新时代中国生态共识的理论资源 |
| (一)生态思想的理论资源 |
| (二)共识思想的理论资源 |
| 第二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必要性 |
| 一、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
| (一)应对资源环境压力的严峻形势 |
| (二)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
| (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 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
| (一)建设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 |
| (二)建设美丽中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幸福 |
| 三、融入世界绿色发展潮流的大势所趋 |
| (一)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建设 |
| (二)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
| 四、弥合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分歧的现实需要 |
| (一)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认识不尽一致 |
| (二)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生态共识的基本内容 |
| 一、生态道路共识 |
| (一)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
| (二)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
| (三)解决好最迫切的污染问题 |
| (四)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
| 二、生态理论共识 |
|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
|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
| (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 (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
| (五)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
| 三、生态制度共识 |
| (一)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 (二)创新生态文明体制 |
| (三)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机制 |
| 四、生态文化共识 |
| (一)确立生态道德信仰 |
| (二)形成生态思维方式 |
| (三)丰富生态文化生活 |
| 第四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条件 |
| 一、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有利条件 |
| (一)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 |
| (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
| (三)公众生态意识逐渐增强 |
| (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效显着 |
| 二、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阻碍因素 |
| (一)部分地方党政部门片面的GDP政绩诉求 |
| (二)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部门差异的存在 |
| (三)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
| (四)部分公众生态责任意识缺失 |
| (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平台不完善 |
| 第五章 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原则与路径 |
| 一、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原则 |
| (一)公平正义 |
| (二)平等协商 |
| (三)权责统一 |
| (四)激励与约束并重 |
| 二、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 |
| (一)宣传教育:引导生态共识的形成 |
| (二)政绩考核: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 |
| (三)利益共享:激励生态共识的形成 |
| (四)激励相容:促发生态共识的形成 |
| (五)完善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民族农药工业的希望——国家南方农药创制中心浙江基地（论文参考文献）
- [1]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D]. 柴青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2]中国农药自主创制[J]. 陈根强,刘圣明,车志平,田月娥,林晓民. 化学通报, 2020(12)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5]砥砺奋进70载 春华秋实看化工[J]. 本刊编辑部,王鹏,高艳,唐可,郁红,张晓敏,张香,郑建华,翁国娟. 中国石油和化工, 2019(10)
- [6]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我国农药创新研究回顾及思考[J]. 宋宝安,吴剑,李向阳. 农药科学与管理, 2019(02)
- [8]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9]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D]. 杨晶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D]. 司会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