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ARS抗病毒治疗的药物选择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王翼[1]（2021）在《靶向新型冠状病毒包膜蛋白的小分子抑制剂发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包膜蛋白（envelope protein,E）是冠状病毒中最小的结构蛋白。不同冠状病毒来源的包膜蛋白功能相似,部分已被证实能够作为离子通道参与病毒的出芽与复制。敲除包膜蛋白的编码基因或使用靶向包膜蛋白的小分子抑制剂能够抑制冠状病毒的复制。新型冠状病毒包膜蛋白（SARS-CoV-2 envelope protein,2-E）与其他冠状病毒的包膜蛋白具有极高的同源性,已有研究证明其跨膜区能形成五聚体孔状结构,敲除2-E的编码基因能够抑制新冠病毒的复制。然而,2-E的功能属性尚不清晰,探究2-E在体内外的生理病理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研究采用平面脂双层工作站证实了2-E能够形成p H敏感的阳离子通道;进一步实验揭示2-E不仅能诱导多种细胞死亡,同时可诱导体内、体外的炎症反应。通过将2-E蛋白氨基酸残基逐一单点突变为丙氨酸的策略,我们获得了削弱2-E通道活性的显性负突变,且该突变还可降低2-E介导的细胞死亡,减少SARS-CoV-2的复制。以上结果提示2-E通过形成阳离子通道,在体内损伤和病毒复制中发挥重要作用。随后,我们在与药物化学家的合作中发现天然产物BE-12（小檗胺）有着良好的2-E通道抑制活性。体外抗病毒实验显示该通道抑制剂能够抑制SARS-CoV-2在细胞中的复制。基于此结果,我们将BE-12进行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发现BE-30、BE-31、BE-32、BE-33等新型小分子表现出更强的2-E通道抑制活性,同时具有更好的细胞保护作用和抗病毒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道抑制剂在电生理活性、细胞保护活性以及抗病毒活性中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提示这些小分子可能通过抑制2-E通道功能发挥抗病毒作用。我们选择该系列化合物中体外抗病毒活性最强的BE-33进行了体内抗病毒活性检测,结果发现BE-33不仅能够降低体内的病毒滴度,同时可以缓解肺组织损伤并降低炎症的发生。由此,我们推测2-E通道是一个潜在的抗SARS-CoV-2药物靶点。最后,我们利用2-E通道介导细胞死亡的特性,在细胞水平构建了靶向2-E通道的高通量筛选方法。我们首先对4376个化合物进行高通量筛选,进一步在2-E通道水平、体外抗病毒水平进行复筛,最终发现渥曼青霉素、原花青素以及维利帕尼有着良好的通道抑制、细胞保护以及抗病毒活性。由此,我们证明了该筛选体系可用于发现靶向2-E的抗病毒小分子。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了2-E通道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抗SARS-CoV-2药物靶点,提供了一系列有着显着抗病毒活性的2-E小分子抑制剂,并为新冠肺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吴佳静[2]（2021）在《针对狂犬病病毒及痘苗病毒的抗病毒药物筛选及验证》文中提出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致死性疾病,全世界每年约有6万人死于狂犬病,其中40%为15岁以下的儿童,主要流行地区为亚洲和非洲[1,2]。狂犬病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致死率近100%,鲜有治疗成功的病例报道[3]。寻找到一种有效的抗狂犬病病毒药物和治疗手段,降低狂犬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从而消除人们的“恐狂犬病症”,成为全世界药物研究人员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早在1979年,人们已经战胜了古老的病毒—天花病毒[4]。目前,天花病毒的毒种仅被保存在WHO指定的两个实验室中:一个是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CDC）,另一个是俄罗斯科尔佐沃的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媒介研究中心（VECTOR）[5]。然而,2014年美国曾发现了天花病毒零星感染病例[6]。作为基因组最大的双链DNA病毒,天花病毒在环境中极其稳定,一旦被用作生物武器,后果不堪设想。此外,疫苗接种的间断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有力条件。因此,筛选和评价抗天花病毒的药物是必要的。开发新药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且有多种生产要求,而将现有药物重新利用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法[7]。这些已获批准的药物具有优势,因为它们的药理和毒性特征是已知的,在人体中的安全性数据已经建立,生产和配方的可行性已经得到论证[8,9]。在本研究中,我们建立了基于狂犬病病毒假病毒和复制型痘苗病毒天坛株的高通量筛选方法,筛选已批准上市的药物,在体外和体内确定有效的抗病毒候选药物。本研究第一部分首先对767份来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研究所的化合物标准品进行了高通量筛选,寻找抗狂犬病病毒的化合物。经过三轮体外筛选,最终得到11个阳性化合物。在这11个化合物中,氯法齐明排名第一。同时应用狂犬病病毒活病毒CVS株进行RFFIT实验,确认了氯法齐明的抑制活性。其在体外对CVS株的半数有效浓度EC50=2.28μM,半数细胞毒性浓度CC50>2200μM,治疗指数SI>967（专利号:CN112279815A）。同时,通过Time-of-addition分析、Biacore分子互作即分析对接等实验确定了氯法齐明主要作为膜融合抑制剂来发挥抗病毒作用。此外,仿照人类被狗咬伤的方式,采取肌肉注射的方式攻毒,建立了BALB/c小鼠狂犬病病毒CVS株感染模型。体内暴露后预防结果显示,氯法齐明可以延长小鼠的发病时间和死亡时间,并且提高了10%的生存率。氯法齐明作为临床治疗瘤型麻风病的一线用药,其药代和安全性等成药性特征已得到了普遍证实,但存在着皮肤色素沉着的副作用。为了提高氯法齐明的溶解度,减少其在脂肪组织中的蓄积,本研究基于氯法齐明的母核,合成了一系列氯法齐明盐类化合物。通过体外、内活性评价,发现氯法齐明水杨酸盐是更理想的抗狂犬病病毒候选物。为了进一步阐明氯法齐明抗狂犬病病毒的构效关系,通过化学修饰的手段引入极性基团,合成一系列全新的氯法齐明类似物,其体内活性还需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利用痘苗病毒天坛株对767份药物进行抗病毒活性筛选,找到了具有潜在治疗天花病毒效力的药物吗替麦考酚酯与曲尼司特,并在动物体内进行了抗病毒效力验证。结果表明,通过5次给药治疗,吗替麦考酚酯对痘苗病毒在小鼠体内复制的抑制率为99%（10 mg/kg,P<0.01）,曲尼司特为59%（45 mg/kg,P=0.01）。Time-of-addition分析显示,两个药物都是在病毒复制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药物再定位”进行的抗狂犬病病毒和痘苗病毒的药物筛选与验证,发现了一个狂犬病病毒抑制剂—氯法齐明,以及两个痘苗病毒抑制剂吗替麦考酚酯与曲尼司特,这些药物的活性也在动物水平上得到了验证。完成了基于氯法齐明母核苯吩嗪类的衍生物的抗狂犬病病毒活性的活性、作用机制以及化学基础的整体框架研究,以指导氯法齐明抗狂犬病病毒药用新功能再定位并为狂犬病病毒新药研发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与科学依据。
尚超[3]（2021）在《新型冠状病毒干扰宿主细胞自噬过程及其潜在治疗靶点研究》文中指出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是继SARS-CoV,MERS-CoV之后,β属冠状病毒造成的第三次严重的爆发流行,该病毒自2020年2月底以来迅速传播到200多个国家。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由SARS-CoV-2感染所致2019年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已经迈入全球大流行阶段。同年12月,在英国和南非检测到了两株具有更高传染性的SARS-CoV-2突变株,即VOC 202012/01突变株和501Y.V2突变株。截至2021年3月10日,全球已报道超过1亿病例和260万人死亡,全球死亡比例为2.2%,且这些数字在大多数国家仍呈上升趋势。严峻的疫情形势对人类经济社会和生命安全提出挑战,我们对SARS-CoV-2的细胞内生命过程仍知之甚少,研究处于迫切需求,而基于此的抗SARS-CoV-2新靶点发现无疑会成为抗疫的一针强心剂。自噬是进化上保守的细胞过程,细胞内形成双层膜结构的自噬小体,选择性地包裹有缺陷或受损的细胞内物质,包括长寿命的蛋白质和有缺陷的细胞器,如线粒体等。晚期阶段,自噬小体与溶酶体融合形成自噬溶酶体,其内容物在自噬溶酶体内被酶解和清除。细胞自噬过程激活后,降解受损的细胞器并清除病原体,具有防御和宿主保护作用。然而一部分长期存在、获得适应性的病毒包括麻疹病毒、HIV-1、基孔肯雅病毒、疱疹B病毒、柯萨奇病毒和冠状病毒等,针对性地进化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劫持自噬元件,促进自我复制和转录。迄今为止,SARS-CoV-2与宿主细胞自噬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尚未得到阐明,本研究探讨了宿主细胞的防御性自噬和SARS-CoV-2侵入过程中对自噬的干扰和利用,并期望能够借此发现有效的治疗靶点。1.SARS-CoV-2抑制宿主细胞防御性线粒体自噬研究自噬具有防御和清除病原的作用,选择性线粒体自噬是自噬的特殊类型,异常线粒体被自噬小体包裹,在自噬溶酶体内被降解,为细胞代谢和新的线粒体生成提供底物。目前尚未有实验研究阐明SARS-CoV-2的基因组亚细胞定位,本部分实验采用免疫电镜和免疫荧光共定位技术标记SARS-CoV-2复制过程中的重要中间产物ds RNA,提出了线粒体与SARS-CoV-2复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Tom20基因敲降技术,我们发现了线粒体外膜蛋白Tom20可能在SARS-CoV-2的线粒体定位和线粒体内复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于病毒在线粒体内的活动对线粒体功能的影响,我们通过JC-1染色、TMRM染色和CM-H2DCFDA探针分别检测了线粒体的膜电位、膜通道孔通透性和活性氧释放变化,结果显示SARS-CoV-2感染造成了包括线粒体膜电位去极化、膜通道孔通透性改变和活性氧应激在内的线粒体损伤病变,而通过线粒体膜稳定剂Mdivi-1和Cyclosporin A治疗线粒体损伤,对病毒的复制具有抑制作用,提示线粒体的功能异常为SARS-CoV-2复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线粒体损伤是激活细胞内线粒体自噬清除程序的前提,通过Western Blotting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了线粒体自噬的经典通路,结果发现Pink1-Parkin蛋白表达量增加,且在线粒体聚积,同时我们通过敲降Pink1蛋白表达,发现由Pink1所调控的P62蛋白线粒体聚集,提示SARS-CoV-2感染激活了Pink1-Parkin通路,招募P62蛋白线粒体聚集。P62蛋白聚集的线粒体即标记成为自噬底物,异常的线粒体和病毒基因组将被自噬小体包裹,在溶酶体内降解清除。病毒干扰了这一过程,通过Western Blotting和免疫荧光技术,我们发现损伤的线粒体并未因Pink1-Parkin通路激活而得到有效清除,线粒体未成为自噬小体和溶酶体的底物。于是我们进一步采用免疫共沉淀技术,探索病毒的干预机制,结果发现SARS-CoV-2感染抑制了P62和LC3的相互结合,从而阻碍自噬小体对P62标记的线粒体进行包裹,线粒体自噬停留在了早期阶段。本部分提出线粒体与SARS-CoV-2复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病毒感染造成宿主细胞线粒体损伤,宿主细胞通过Pink1-Parkin通路诱导线粒体自噬过程抵抗病毒感染。病毒通过抑制P62和LC3的结合,阻碍线粒体自噬以对抗宿主细胞的防御机制。2.SARS-CoV-2劫持自噬通路研究β冠状病毒MHV的NSP6蛋白可以激活Atg5依赖性自噬。表达SARS-CoV和MERS-CoV的NSP3 PLpro蛋白激活了自噬小体的形成通路,抑制自噬小体与溶酶体的融合过程,导致自噬小体蓄积。相似的,MERS-CoV病毒感染抑制Vero B4细胞自噬溶酶体形成。目前,仍未有正式发表的文章报道SARS-CoV-2诱导的上述细胞自噬过程和通路变化。本部分采用Western Blotting、免疫组化和透射电镜技术在SARS-CoV-2感染的非人灵长类动物肺组织、Vero E6细胞和Huh-7细胞中确认了病毒诱导的自噬小体数量增加。通过m Cherry-EGFP-LC3标记、自噬小体和溶酶体共标记、以及自噬底物的清除效率检测,确认了SARS-CoV-2诱导的自噬小体数量增加来源于（1）自噬小体生物合成增加,（2）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受阻,即自噬小体清除障碍。最后,本部分在Vero E6细胞上对介导自噬小体形成的级联通路进行了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SARS-CoV-2通过抑制Akt-mTOR通路,激活VPS34复合物并促进Atg5-Atg12、Atg16蛋白表达增加,上述通路变化与自噬小体生成增加相符合。本部分阐明了SARS-CoV-2侵入细胞后胞内自噬过程的变化,表现为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过程受阻,伴Akt-mTOR通路和VPS34复合物介导的自噬小体形成增加,导致自噬小体蓄积。3.自噬小体诱导蛋白VPS34作为潜在抗SARS-CoV-2靶点研究调节自噬被认为有希望成为潜在抗SARS-CoV-2策略之一。目前,自噬通路上尚未有明确的药物靶点,药物设计无从入手。前一章节中我们观察到了SARS-CoV-2感染宿主细胞后诱导的一系列宿主细胞自噬过程的改变,为明确自噬变化对病毒本身的意义,本部分针对自噬小体的形成通路,通过药物干预或siRNA干扰或基因敲除手段调节自噬相关蛋白的活性,检测Vero E6细胞内SARS-CoV-2的复制水平,结果发现VPS34蛋白抑制剂SAR405和3-MA,以及VPS34复合物关键亚基之一Atg14敲降,对SARS-CoV-2复制具有显着抑制作用,而Atg5基因敲除对病毒复制无明显影响。综上,我们筛选出候选的抗病毒靶点VPS34蛋白,并评价了VPS34抑制剂的体内抗SARS-CoV-2作用。在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II（Human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hACE2）转基因小鼠模型上的结果表明,VPS34活性抑制剂3-MA显着抑制了SARS-CoV-2在hACE2转基因小鼠肺组织中的复制,并改善了肺炎损伤。相对的,mTOR抑制剂Rapamycin则加重了SARS-CoV-2感染。最后,我们进一步在人肺组织上评价了3-MA的抗病毒有效性,研究中首次报道了人肺移植小鼠可以作为SARS-CoV-2的感染模型,评价结果显示VPS34活性抑制剂3-MA显着抑制了SARS-CoV-2在人肺组织中的N基因和E基因拷贝,减少了可感染病毒颗粒数,且对SARS-CoV-2相关肺炎病变具有治疗作用。本部分提出抑制自噬诱导蛋白VPS34活性具有抗SARS-CoV-2作用,为药物设计提供了一条可行思路。4.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抑制剂体内外抗SARS-CoV-2作用评价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抑制剂抑制了自噬进程的终末阶段,前面章节中我们发现,SARS-CoV-2作用类似自噬溶酶体抑制剂。典型的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抑制剂氯喹（Chloroquine,CQ）在COVID-19流行早期就被用作治疗性药物之一,其机制可能为过度的自噬小体蓄积导致受感染细胞死亡,终止病毒的复制周期。目前,鲜少有研究报道除CQ外其他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抑制剂的抗SARS-CoV-2作用。本部分内容首先在细胞水平上评价了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抑制剂CQ、Bafilomycin A1和NH4CL的体外抗SARS-CoV-2作用,结果显示CQ、Bafilomycin A1和NH4CL抑制了SARS-CoV-2在Vero E6、Huh-7、293T-hACE2细胞中的复制。CQ和Bafilomycin A1提高了SARS-CoV-2感染后Vero E6细胞的存活率。体内实验结果表明,CQ和Bafilomycin A1抑制了SARS-CoV-2在hACE2转基因小鼠肺组织中的复制,改善了肺炎损伤。本部分内容提出了除CQ外,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抑制剂Bafilomycin A1作为潜在抗SARS-CoV-2候选药物的可行性。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4]（2021）在《中国成人2019冠状病毒病的诊治与防控指南》文中研究指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我国通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简称新冠肺炎）大流行是全球瞩目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组织多学科专家总结了COVID-19病原学、流行病学、病理变化、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断、治疗、康复、防控等方面的关键问题, 制订了《中国成人2019冠状病毒病的诊治与防控指南》。本指南的制订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手册》及中华医学会《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基本方法及程序》, 旨在进一步规范我国成人COVID-19患者的诊治与疫情防控。
李卫国[5]（2021）在《儿童COVID-19的病例系列研究和循证指南制订》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儿童COVID-19:一项来自中国西部的病例系列研究目的:研究儿童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2019 冠状病毒病,或新冠肺炎）病例的临床特征和SARS-CoV-2核酸检测阳性持续时间,为临床诊疗和制订合理隔离时间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中心,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设计,从中国西部四省的7所COVID-19定点医院收集病例资料和随访资料。提取流行病接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治疗过程和临床结局等信息。通过描述和探索性亚组分析报告病例数据。亚组分析包括不同年龄组、性别组、有无临床症状和影像学改变组等。结果:在2020年1月24日至2月12日,共纳入32例儿童COVID-19确诊病例,平均年龄为9岁（Standard deviations,SD=4.7岁）,其中10 例（31%）<6 岁、11例（34%）6-12岁、11例（34%）12-18岁;17例（53%）为男性。最常见的症状为发热（38%）和咳嗽（57%）。19例（59%）胸部CT检查结果异常:其中3（19%）例提示双侧肺炎,8例（25%）提示单侧肺炎,8例（25%）提示多发斑片状和磨玻璃影。12例（38%）有疫区居住或旅行史,29例（91%）为家庭聚集病例。绝大多数病例的血常规、肝功能和炎症指标等实验室检查结果在正常范围。所有病例都使用了抗病毒治疗,最常用的抗病毒治疗药物为干扰素（94%）和洛匹那韦/利托那韦（47%）。临床症状和CT检查结果在不同年龄（<6岁,6-12岁和12-18岁）和性别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按有无临床症状和影像学改变,将病例分为“无症状病例组”和“有症状或CT检查异常组”。无症状病例组6例,有症状或CT检查异常组26例。无症状感染组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高于有症状或CT检查异常组。出院后随访2周发现所有病例均痊愈,未发现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SARS-CoV-2核酸检测阳性平均时间为15.4天（SD=7.2天）,无症状病例组和有症状或CT异常病例组接近平均时间,且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儿童COVID-19病例中,淋巴细胞计数与核酸检测阳性持续时间呈显着负相关（R=-0.448,P=0.013）。结论:基于小样本量的病例系列研究发现,儿童COVID-19临床症状不严重,经抗病毒等治疗后预后良好。目前证据支持儿童COVID-19无症状病例与有症状病例隔离相同时间。初步研究发现儿童COVID-19病例淋巴细胞计数与SARS-CoV-2阳性持续时间呈负相关,其临床意义及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二部分COVID-19流行期间对家长的健康教育:一项快速系统评价目的:众所周知,健康教育在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医疗服务提供者如何对家长进行健康教育是一个挑战性问题,也是我们制订《儿童COVID-19管理快速建议指南》需要回答的问题。这项快速系统评价（Rapid review）旨在回答这个问题,从而促进医务工作者对家长健康教育的循证决策。方法:COVID-19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发表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我们也参考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流行期间发表的相关研究作为间接证据。计算机检索Medline（通过 PubMed）、Cochrane 图书馆、EMBASE、Web of Science、CBM（中国生物医学光盘）、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COVID-19、SARS和MERS流行期间的健康教育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建库到2020年3月31日。纳入相关研究后提取文献信息,对相同主题和设计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采用JBI（Joanna Briggs Institute）流行病学文献质量评价工具对研究潜在偏倚进行评估。采用GRADE-CERQual对定性研究结果进行了证据等级评定。结果:共检索到1067篇研究,最终纳入了包含35,967名参与者的24项横断面调查。6项匿名网络调查针对公众对COVID-19的认知情况,另外18项是在SARS和MERS流行期间发表的。所有研究都是针对疫区居民或公众的,而非专门针对家长人群。通过主题分析,我们发现纳入研究可归纳为4个主要的主题:（1）公众对新发传染病的认知缺乏。在SARS和MERS流行早期,大众对SARS和MERS认知水平有限。COVID-19疫情发生后,行知信调查（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s survey,KAP调查）提示中国公众对COVID-19有较好的认知和态度,但仍然有必要继续加强对民众的健康教育。在疫情爆发早期,公众出现了包括恐慌和污名化在内的负面情绪,需要可靠的卫生信息来提高公众对传染病的认知和心理健康。（2）健康教育的传播途径和可信度。研究表明来自非营利性网站、政府网站和学术网站的健康信息比商业网站和普通媒体网站更准确。（3）健康教育的效应。多项研究表明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公众对新发传染病的认知,并且有助于公众保持乐观心态。（4）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社会运动。SARS流行以来,国际上不同组织和机构发起了至少3项健康教育计划,以提高公众对新发传染病的认知。结论:我们的快速系统评价表明公众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迫切需要加强公众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对传染病的认识。考虑到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可能不可靠,包括家长在内的公众应该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CDC）等官方网站或权威机构获取信息,而不是从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其他途径获取信息。为了教育和培养孩子,家长需要教育他们的孩子认识到COVID-19科普信息的重要性,并帮助他们实践预防措施和卫生行为。第三部分儿童COVID-19管理的快速建议指南制订目的:随着COVID-19疫情发展,越来越多的儿童人群可能受到疫情影响。医护人员急需一部指南指导儿童COVID-19病例的管理。鉴于此,课题组将制订一部可以被大多数国家用来参考的儿童COVID-19管理快速建议指南（Rapid advice guideline）,以此应对COVID-19疫情,为儿童人群提供科学、具体的指导。方法:该指南制订计划将充分借鉴WHO快速建议指南制订方法学研究成果,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性,组建多学科团队,形成快速建议指南。指南推荐意见将由快速系统评价（Rapidreview）提供证据支撑。推荐意见的强度和证据等级将使用GARDE方法学。初始推荐意见将使用德尔菲（Delphi）投票的方法达成共识。指南将按照卫生保健实践指南的报告条目（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RIGHT）撰写。结果:20个初始临床问题经指南制订专家组遴选,最终纳入10个需要指南回答的临床问题。证据小组通过系统检索,制订快速系统评价,核心专家基于快速系统评价提出初始推荐意见。经过两轮德尔菲投票,充分考虑专家反馈意见,平衡患者偏好与价值观、干预措施的成本和利弊后,最终形成10条推荐意见。推荐意见的内容涉及:（1）诊断与评估方面,由于儿童COVID-19临床症状相对成人较轻,不具有特异性,因此,建议居家隔离和观察为主;CT检查不作为儿童COVID-19诊断的常规影像检查。（2）治疗方面,目前抗病毒药物、抗菌药物、全身糖皮质激素和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儿童COVID-19缺乏有效的直接临床研究证据,而基于成人COVID-19、SARS和MERS的间接证据也未能显现出药物的疗效,考虑到其潜在的副作用、资源可用性和患者偏好等因素,指南工作组均未予以推荐,而是将支持治疗,特别是对儿童的心理支持治疗作为强推荐。（3）母乳喂养方面,针对婴幼儿人群,我们的推荐意见权衡利弊后鼓励继续母乳喂养（这与WHO的现行指南推荐一致）。（4）管理方面,社区和家庭隔离是传染病流行期间重要的防控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就医,将避免人员不必要的流动,减少传染和被感染的风险。（5）远程医疗方面,儿童监护人首先应通过电话或互联网远程医疗的形式咨询临床医生或家庭医生,完成儿童的初筛和分诊,促进医疗资源合理利用,从而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6）患者教育层面,本指南强调了家长从官方渠道获取可靠的健康和科普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家长有义务对儿童进行有关COVID-19循证知识的教育。结论:本快速建议指南的制订提高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疾病预防和管理水平。通过对儿童COVID-19快速建议指南的研究,探索了应对紧急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医疗标准制订流程,积累了快速建议指南制订经验。第四部分COVID-19流行期间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IS-C）:一项已发表病例研究的系统评价目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一种叫做“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IS-C）”的病例被陆续报道,引起了临床医生的关注。MIS-C是一种新出现的,可能与SARS-CoV-2感染相关的临床综合征。本系统评价的目的是描述MIS-C的临床特征、治疗和预后,并评价已发表病例研究的偏倚风险和报告质量。方法:系统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和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时间为建库到2020年6月17日,纳入COVID-19流行期间出现多系统炎症状态的儿童和青少年病例研究,总结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治疗及结局。我们使用IHE病例报告偏倚风险评价工具和CARE病例报告质量评价工具对纳入研究分别进行偏倚风险和报告质量评价。使用STATA软件对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治疗和临床结局的数据进行Meta合并。结果:共纳入24项病例研究,包括270例病例。大多数病例来自欧洲和美国,不同研究对这一新的综合征采用的诊断术语（MIS-C、PMIS-TS、PIMS等）有所不同。病例的年龄中位数为7.3-11岁（范围,0.3-20岁）,男女比例相当。发热（100%）及胃肠道症状（84%）最为常见,皮疹（65%）、结膜炎（64%）、嘴唇或口腔异常（59%）、四肢异常（44%）、淋巴结肿大（37%）等类似川崎病的表现也较多见,且60%的患儿出现休克,而呼吸系统症状（25%）相对较少。85%的患儿有SARS-CoV-2感染证据,SARS-CoV-2血清学阳性的比例（86%）高于核酸阳性（36%）。绝大多数患儿出现炎症指标升高,伴中性粒细胞增多及淋巴细胞减少。心脏损伤常见,体现于于肌钙蛋白、BNP升高及超声心动图提示的心肌炎（61%）、左室射血分数降低（54%）、冠脉扩张（23%）等。胸片示肺炎者并不多见（40%）。IVIG（78%）、抗凝药（70%）、正性肌力药（61%）和糖皮质激素（53%）是主要治疗药物,同时在联合其他多学科综合管理下,绝大部分患儿好转出院（98%-100%）。病例研究报告质量评价方面,所有研究均未提及使用任何报告规范,在前瞻性、多中心数据收集,结局评价人员施盲,治疗及随访过程中不良事件报告,患者知情同意等方面的描述欠缺,导致整体质量评分较低。结论:MIS-C是一种与COVID-19相关的新的临床综合征,较普通儿童COVID-19病情更重、进展更快,主要表现为发热和胃肠道症状,并伴有以心血管系统为主的全身多器官系统受累,经IVIG和糖皮质激素为主的多学科治疗后大多预后良好。此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病例研究撰写并未严格遵循报告规范,导致其偏倚风险评价相应降低,因此,病例研究的报告质量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梁思灵[6]（2021）在《基于中医传承计算平台探讨姜良铎教授COVID-19诊治思路及用药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主要基于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3.0对姜良铎教授治疗COVID-19的临床医案数据收集、归纳、整理和数据挖掘,突破以往传统的主观分析,结合计算机技术,探索和挖掘其用药及组方规律,为中医药治疗COVID-19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方法本文整理、归纳、总结姜良铎教授治疗COVID-19的诊治思路、用药规律。通过回顾性研究,筛选2019年12月-2020年8月姜良铎教授诊治COVID-19的所有医案,最终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COVID-19医案174人次,收集治疗COVID-19的处方165首,使用中医传承计算平台做统计分析,得到患者的症状特点,药物的四气、五味、归经,频次分布、功效归类、核心药物组合、关联规则网络展示以及核心处方等。结果1.姜良铎教授对COVID-19的认识诊治思路:姜良铎教授认为COVID-19可命名为“湿毒疫”,病因是感受戾气,戾气与气候、地域结合作用于不同个体而致病。COVID-19的病机要从三方面认识:外邪犯肺,肺气受伤,气不摄津,气不流津,成湿成痰是其核心病机。COVID-19可能发展为热入心包、气阴两虚、阴竭阳脱等危候,这是其潜在病机。COVID-19为“戾气”致病,临床特点有“湿”的表现,再结合患者就诊时的状态,判断其所处的疾病阶段,辨识患者当前病机。总的治疗原则应为“清、透、下”,祛湿、分清泄浊,补虚贯穿始终,注意防治肺萎。2.本研究基于症状及舌脉的研究显示北京地区COVID-19患者其临床表现与武汉地区不尽相同,其原因可能与地域、气候、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与北京处于供暖季亦有一定相关性,北京地区表现为湿邪夹热,热像表现更为突出。3.对药物的分析得出:COVID-19普通型和危重型的四气多为寒、温、平;五味多为苦、甘、辛;普通型药物归经前三位为肺、脾、胃;危重型患者治疗药物归经前三位为肺、心、胃。普通型和危重型功效统计发生频次最高的治疗药物前三为清热药、补虚药、利水渗湿药。普通型常用药物前15位为:黄芩、炒苦杏仁、蜜麻黄、金银花、麸炒枳壳、麸炒白术、薏苡仁、北柴胡、连翘、赤芍、广藿香、麸炒枳实、桑白皮、茯苓、芦根。危重型常用药物前15位为:西洋参、黄芩、三七、人参、浙贝母、蜜麻黄、瓜蒌、青蒿、地黄、赤芍、猪苓、牡丹皮、麸炒白术、麦冬、知母。除此之外,黄芪、石膏、麸炒枳壳、仙鹤草、山茱萸、麸炒山药、五味子、红参、麸炒苍术、连翘、厚朴、玄参、金银花、丹参、北沙参这15位药物应用频次也较高。4.基于药物组方规律研究得出:COVID-19普通型患者组方常用药对为黄芩、炒苦杏仁、蜜麻黄、金银花、薏苡仁之间的相互配伍,体现了宣肺祛湿、清热解毒、化痰止咳的治疗思想。COVID-19危重型显示西洋参、猪苓、三七、牡丹皮、麸炒白术、知母、青蒿、瓜蒌、黄芩、蜜麻黄、人参、浙贝母、赤芍、麦冬为治疗的主要药物,同时相互联用频率也最多。危重型的常用药对中,绝大多数具有清热利湿、滋阴益气、凉血祛瘀、分清利浊的功效。5.基于药物核心类方得出:普通型方剂聚类为3类①黄芩,麸炒枳壳,赤芍,远志,麸炒白术;②黄芩,蜜麻黄,炒苦杏仁,金银花,薏苡仁;③黄芩,麸炒枳壳,北柴胡,广藿香,麸炒白术;普通型患者基本以这3组核心方药组成的类方进行加减,体现其清热利湿、健脾理气、分清泄浊的用药思路。危重型方剂聚类为4类:①西洋参,麸炒白术,黄芩,三七,浙贝母,麸炒山药;②人参,西洋参,黄芩,地黄,三七,知母;③浙贝母,牡丹皮,三七,瓜蒌,人参,黄芩;④西洋参,地黄,赤芍,人参,蜜麻黄,三七。危重型患者基本以这四组核心方药组成的类方进行加减,体现其扶正补虚、清热利湿、清营凉血、健脾理气、滋阴生津、预防肺萎的用药思路。
平易,陈东风[7]（2020）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抗病毒治疗进展》文中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已构成全球大流行,治疗包括抗炎、抗器官功能衰竭、抗休克、抗菌及对症、支持等方式,其中抗病毒治疗尤其重要,在救治COVID-19患者时被临床广泛应用,但对抗病毒药物的选择、临床疗效评价有不同的学术观点。该文总结综述了各种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作用机制、临床疗效价及研究进展,为临床医生使用提供参考。
靳英辉,詹庆元,彭志勇,任学群,尹训涛,蔡林,袁玉峰,岳冀蓉,张笑春,杨启文,纪建光,夏剑,李一荣,周福祥,高亚东,余追,徐峰,涂明利,谭力铭,杨旻,陈芳,张晓菊,曾玫,朱渝,刘新灿,杨简,赵东赤,丁玉峰,侯宁,汪付兵,陈昊,张永刚,李玮,陈文,施月仙,杨秀芝,王学军,钟燕军,赵明娟,李柄辉,马琳璐,訾豪,王娜,王云云,余绍福,李路遥,黄桥,翁鸿,任相颖,罗丽莎,范曼如,黄笛,薛竑飏,余临心,高锦萍,邓通,曾宪涛,李宏军,程真顺,姚晓梅,王行环[8]（2020）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预防、诊断、治疗与出院管理循证临床实践指南(更新版)》文中提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导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自暴发以来迅速在全球蔓延,造成数以千万人感染及数十万患者死亡。基于研究证据的临床实践指南是诊治COVID-19的有力武器。在疫情早期阶段,该团队制定并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诊疗快速建议指南（标准版）》。疫情暴发后大量相关临床研究陆续开展并发表,新的证据可能会改变以前的推荐意见,更新指南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该团队成立了由临床专家和方法学家组成的工作组,通过咨询一线临床专家提出并确定了与COVID-19管理相关的29个临床问题。通过系统检索有关COVID-19预防及诊疗的直接证据,使用GRADE方法评估证据质量并制订推荐意见,最终形成34条建议,其中6条强推荐,14条弱推荐,3条弱不推荐,11条为基于共识的建议;共涵盖4个方面,分别为药物预防,诊断（包括临床表现、RT-PCR检测、呼吸道标本、IgM和IgG抗体检测、CT检查、胸部X线片及无症状感染的CT特征）,治疗方法[包括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朵尔、法匹拉韦、干扰素、瑞德西韦、抗病毒药的组合、羟氯喹/氯喹、白介素-6抑制剂、白介素-1抑制剂、糖皮质激素、清肺排毒汤、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康复者血浆、肺移植、有创或无创通气、体外膜肺氧合支持（ECMO）]以及出院管理（包括复阳患者管理及出院标准）。此外,还制订了针对推荐意见的指南实施工具流程图,以期有力支持医护人员对COVID-19患者的照护。
杨珺,周海燕,朱志翔,李国辉[9]（2020）在《长期口服抗肿瘤靶向药物患者合并使用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药学监护》文中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延续第六版,推荐5种抗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药物,同时强调药物毒性反应、相互作用的警示,关注特殊患者群抗病毒药物的选择。肿瘤患者是具有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特殊患者群,选择抗病毒药物应慎重,以期获得高效低毒的治疗效果。本文根据小分子口服肿瘤靶向药物的临床应用与毒性特点,结合肿瘤患者病理、生理特征,参考抗病毒药物临床及基础研究的相关文献数据,对长期口服靶向药物肿瘤患者的抗病毒药物选择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以期为临床肿瘤患者抗病毒药物的选择提供参考。
潘超虎[10]（2020）在《干扰素诱导基因BACH1缺失促进溶瘤病毒HSV-1抗肿瘤免疫应答的机制研究》文中认为癌症是严重威胁世界人口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已经成为疾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目前随着癌症免疫疗法的发展,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得到延长而且生活质量也得到明显提高。但是癌症免疫疗法对肿瘤微环境中淋巴细胞浸润少的患者疗效不显着。而溶瘤病毒由于其独特的抗肿瘤特性能显着改变肿瘤微环境,促进肿瘤微环境中淋巴细胞的浸润。2015 年 FDA 批准了第一款溶瘤病毒 talimogene laherparepvec（T-VEC）用于治疗黑色素瘤患者,但是其持久应答率为1 6%,有待提高。T-VEC是以HSV-1为骨架改造而成,而HSV-1对干扰素十分敏感。为了进一步提高T-VEC的治疗效果,我们对抗HSV-1的干扰素诱导基因进行筛选并阐明其抗HSV-1的机制,同时进一步研究该干扰素诱导基因对HSV-1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影响。首先我们在HEK293T细胞中分别过表达288个干扰素诱导基因,然后再感染HSV-1-luc,通过检测luciferase的表达,我们发现有8个干扰素诱导基因能显着抑制HSV-1的复制。其中由于BACH1首次被报道具有抗病毒功能,而且临床上有降低BACH1表达的药物Panhemin,因此我们挑选BACH1做进一步研究。接下来我们在HEK293T、MEF、MCA205和B16细胞中降低BACH1的表达,之后再感染HSV-1-luc。通过检测HSV-1基因组拷贝数,我们发现BACH1缺失后HSV-1在细胞中的复制增加。由于血红素Hemin能促进BACH1泛素化修饰进而被蛋白酶体降解,从而降低BACH1在细胞内的水平。当我们用Hemin处理细胞后,结果发现HSV-1的复制增加。作为转录调节因子,BACH1抗HSV-1不依赖MAFK,而是通过结合到HSV-1基因ICP4、ICP27和UL39的启动子上并抑制这些基因的转录。在小鼠移植瘤模型中,我们发现在肿瘤细胞中敲除BACH1能促进HSV-1在小鼠肿瘤内的复制。同时敲除BACH1后再瘤内注射HSV-1能进一步抑制肿瘤生长,促进CD45+CD8+T淋巴细胞的浸润。BACH1缺失促进HSV-1的抗肿瘤免疫应答是由于BACH1缺失能促进HSV-1瘤内扩展,增加肿瘤免疫原性。当我们在BACH1敲除的MCA205细胞系中感染HSV-1后,结果发现BACH1缺失能促进HSV-1诱导的细胞凋亡、HMGB1的分泌和钙网蛋白的外露。进一步我们在小鼠肿瘤模型中用Hemin处理小鼠,结果发现Hemin处理能增加HSV-1在小鼠肿瘤内的复制。当我们将Hemin处理和HSV-1治疗联合使用时,发现肿瘤的生长显着减缓,而且CD45+CD8+T淋巴细胞的浸润也显着增加。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系统筛选了抗HSV-1的ISGs,并阐明BACH1抗HSV-1的机制,而且敲除BACH1能增加HSV-1诱导的肿瘤免疫原性和抗肿瘤免疫反应,更重要的是Hemin处理和HSV-1联合使用能促进T淋巴细胞浸润并抑制肿瘤生长。因此该研究为临床上提高溶瘤病毒T-VEC的治疗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应对策略。
二、SARS抗病毒治疗的药物选择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SARS抗病毒治疗的药物选择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靶向新型冠状病毒包膜蛋白的小分子抑制剂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病毒孔蛋白 |
| 1.2 新型冠状病毒 |
| 1.2.1 新型冠状病毒的简介 |
| 1.2.2 新型冠状病毒与宿主病理变化 |
| 1.2.3 新型冠状病毒与宿主炎症反应 |
| 1.2.4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研发现状 |
| 1.3 冠状病毒包膜蛋白 |
| 1.3.1 包膜蛋白的结构 |
| 1.3.2 包膜蛋白的定位 |
| 1.3.3 包膜蛋白形成离子通道 |
| 1.3.4 包膜蛋白参与病毒的组装与释放 |
| 1.3.5 包膜蛋白参与病毒的发病机制 |
| 1.4 立题依据 |
| 第二章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主要试剂和缓冲液配制 |
| 2.1.2 质粒和细胞 |
| 2.1.3 电生理溶液 |
| 2.1.4 主要的仪器设备 |
| 2.1.5 实验动物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点突变及同源重组 |
| 2.2.2 质粒抽取 |
| 2.2.3 细胞培养及转染 |
| 2.2.4 细胞存活率检测 |
| 2.2.5 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 |
| 2.2.6 实时荧光定量PCR(RT-q PCR) |
| 2.2.7 SARS-CoV-2-E 的纯化 |
| 2.2.8 平面脂双层工作站(The planar lipid bilayer workstation,BLM) |
| 2.2.9 高通量筛选 |
| 2.2.10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 |
| 2.2.11 体外抗病毒实验 |
| 2.2.12 体内抗病毒实验 |
| 2.2.13 数据处理和统计 |
| 第三章 实验结果 |
| 3.1 2-E蛋白形成阳离子通道 |
| 3.1.1 2-E蛋白介导典型的单通道电流 |
| 3.1.2 2-E蛋白能够通透二价阳离子 |
| 3.1.3 2-E蛋白能够通透氢离子 |
| 3.1.4 小结 |
| 3.2 2-E蛋白的生理病理功能 |
| 3.2.1 2-E蛋白介导细胞死亡 |
| 3.2.2 2-E蛋白介导体外炎症 |
| 3.2.3 2-E蛋白介导体内炎症 |
| 3.2.4 2-E蛋白显性负突变可减弱病毒复制 |
| 3.2.5 小结 |
| 3.3 2-E蛋白抑制剂具有抗病毒作用 |
| 3.3.1 经典通道抑制剂的检测 |
| 3.3.2 BE-12 及其衍生物的通道抑制作用 |
| 3.3.3 BE-12 及其衍生物的抗病毒作用 |
| 3.3.4 BE-33 的体内抗病毒作用 |
| 3.3.5 小结 |
| 3.4 2-E蛋白抑制剂的高通量筛选 |
| 3.4.1 基于细胞保护活性的高通量筛选 |
| 3.4.2 通道抑制及抗病毒活性检测 |
| 3.4.3 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总结和展望 |
| 4.1 研究总结 |
| 4.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针对狂犬病病毒及痘苗病毒的抗病毒药物筛选及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狂犬病的流行概况 |
| 1.2 狂犬病病毒的病原学和分子生物学 |
| 1.3 狂犬病病毒感染与复制 |
| 1.4 狂犬病病毒G蛋白的免疫原性与糖基化 |
| 1.5 狂犬病病毒中和抗体检测 |
| 1.6 狂犬病病毒疫苗的发展 |
| 1.7 痘苗病毒的病原学与分子生物学 |
| 1.8 痘苗病毒的感染与复制 |
| 1.9 痘苗病毒的应用 |
| 1.10 本文的研究目的、内容和意义 |
| 1.11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氯法齐明对狂犬病病毒的抑制作用 |
| 2.1 实验材料 |
| 2.2 实验方法 |
| 2.3 实验结果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MMF及 TRA对痘苗病毒的抑制作用 |
| 3.1 实验材料 |
| 3.2 实验方法 |
| 3.3 实验结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新发、突发病毒性传染病的流行情况 |
| 4.2 药物再定位 |
| 4.3 狂犬病的暴露后预防 |
| 4.4 CFZ的抗病毒机制及开发前景 |
| 4.5 天花病毒替代—痘苗病毒 |
| 4.6 吗替麦考酚酯与曲尼司特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总结 |
| 5.2 展望 |
| 5.3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综述:应对新、突发病毒传染病的新对策——广谱抗病毒抑制剂和新型药物筛选手段的储备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论文发表及主要研究成果专利申报情况 |
| 致谢 |
（3）新型冠状病毒干扰宿主细胞自噬过程及其潜在治疗靶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SARS-CoV-2 抑制宿主细胞防御性线粒体自噬研究 |
| 1.1 材料 |
| 1.1.1 病毒 |
| 1.1.2 细胞 |
| 1.1.3 抗体 |
| 1.1.4 质粒和小干扰RNA(siRNA) |
| 1.1.5 主要试剂 |
| 1.1.6 仪器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SARS-CoV-2 细胞感染试验 |
| 1.2.2 RNA转染试验 |
| 1.2.3 质粒转染试验 |
| 1.2.4 免疫荧光试验 |
| 1.2.5 免疫电镜试验 |
| 1.2.6 细胞总蛋白提取 |
| 1.2.7 BCA蛋白浓度检测 |
| 1.2.8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试验 |
| 1.2.9 病毒N基因拷贝数检测试验 |
| 1.2.10 线粒体膜电位检测试验 |
| 1.2.11 线粒体膜通道孔通透性检测试验 |
| 1.2.12 活性氧检测试验-H2DCFDA探针法 |
| 1.2.13 线粒体自噬染色试验 |
| 1.2.14 免疫共沉淀试验 |
| 1.3 结果 |
| 1.3.1 宿主细胞线粒体内存在SARS-CoV-2 基因组复制过程 |
| 1.3.2 SARS-CoV-2 基因组复制过程不位于内质网和溶酶体内 |
| 1.3.3 SARS-CoV-2 感染导致线粒体膜电位下降和活性氧释放增加 |
| 1.3.4 线粒体膜稳定剂抑制 SARS-CoV-2 复制 |
| 1.3.5 SARS-CoV-2 RNA在 Tom20 的辅助下进入线粒体 |
| 1.3.6 SARS-CoV-2 感染上调Pink1和Parkin蛋白含量 |
| 1.3.7 SARS-CoV-2 感染激活Pink1-Parkin通路招募P62 蛋白线粒体聚集 |
| 1.3.8 SARS-CoV-2 阻碍P62和LC3 结合抑制线粒体自噬 |
| 1.3.9 SARS-CoV-2 复制干扰宿主细胞线粒体自噬过程 |
| 1.4 讨论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SARS-CoV-2 劫持自噬通路研究 |
| 2.1 材料 |
| 2.1.1 病毒 |
| 2.1.2 细胞 |
| 2.1.3 动物 |
| 2.1.4 抗体 |
| 2.1.5 质粒 |
| 2.1.6 主要试剂 |
| 2.1.7 仪器设备 |
| 2.2 方法 |
| 2.2.1 SARS-CoV-2 细胞感染试验 |
| 2.2.2 药物处理 |
| 2.2.3 质粒转染试验 |
| 2.2.4 免疫荧光试验 |
| 2.2.5 透射电镜试验 |
| 2.2.6 SARS-CoV-2 食蟹猴感染试验 |
| 2.2.7 苏木精和伊红(Hematoxylin and eosin,H&E)染色试验 |
| 2.2.8 免疫组化试验 |
| 2.2.9 细胞和组织蛋白提取 |
| 2.2.10 BCA蛋白浓度检测 |
| 2.2.11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试验 |
| 2.3 结果 |
| 2.3.1 SARS-CoV-2 感染诱导食蟹猴肺组织损伤及自噬小体增加 |
| 2.3.2 SARS-CoV-2 增加Vero E6和Huh-7 细胞中自噬小体聚积 |
| 2.3.3 SARS-CoV-2 抑制自噬底物降解 |
| 2.3.4 SARS-CoV-2 抑制Vero E6 细胞自噬小体和溶酶体融合 |
| 2.3.5 SARS-CoV-2 通过Akt-mTOR通路激活自噬小体形成的级联通路 |
| 2.4 讨论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自噬小体诱导蛋白VPS34 作为潜在抗SARS-CoV-2 靶点研究 |
| 3.1 材料 |
| 3.1.1 病毒 |
| 3.1.2 细胞 |
| 3.1.3 动物 |
| 3.1.4 抗体 |
| 3.1.5 药物和siRNA |
| 3.1.6 主要试剂 |
| 3.1.7 仪器设备 |
| 3.2 方法 |
| 3.2.1 细胞攻毒 |
| 3.2.2 RNA转染试验 |
| 3.2.3 细胞蛋白提取 |
| 3.2.4 BCA蛋白浓度检测 |
| 3.2.5 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试验 |
| 3.2.6 动物实验 |
| 3.2.7 H&E染色试验 |
| 3.2.8 免疫组化试验 |
| 3.2.9 原位杂交试验 |
| 3.2.10 病毒N和E基因拷贝数检测 |
| 3.2.11 病毒滴定 |
| 3.3 结果 |
| 3.3.1 VPS34 抑制剂抑制 SARS-CoV-2在Vero E6 细胞中的复制 |
| 3.3.2 VPS34 抑制剂改善SARS-CoV-2 感染hACE2 转基因小鼠肺炎损伤 |
| 3.3.3 VPS34 抑制剂抑制 hACE2 转基因小鼠肺组织中SARS-CoV-2 复制 |
| 3.3.4 VPS34 抑制剂抑制人肺组织中SARS-CoV-2 复制并改善肺炎损伤 |
| 3.4 讨论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自噬小体-溶酶体融合抑制剂体内外抗SARS-CoV-2 作用评价 |
| 4.1 材料 |
| 4.1.1 病毒 |
| 4.1.2 细胞 |
| 4.1.3 动物 |
| 4.1.4 药物 |
| 4.1.5 主要试剂 |
| 4.1.6 仪器设备 |
| 4.2 方法 |
| 4.2.1 SARS-CoV-2 细胞感染和给药 |
| 4.2.2 CCK-8 细胞活性检测 |
| 4.2.3 结晶紫染色试验 |
| 4.2.4 hACE2 转基因小鼠感染给药试验 |
| 4.2.5 原位杂交试验 |
| 4.2.6 H&E染色试验 |
| 4.2.7 病毒N基因拷贝数检测 |
| 4.3 结果 |
| 4.3.1 自噬小体-溶酶体抑制剂增加SARS-CoV-2 感染Vero E6 细胞存活率 |
| 4.3.2 自噬小体-溶酶体抑制剂抑制体外SARS-CoV-2 复制 |
| 4.3.3 自噬小体-溶酶体抑制剂抑制 hACE2 转基因小鼠肺部SARS-CoV-2 复制 |
| 4.3.4 自噬小体-溶酶体抑制剂改善SARS-CoV-2 感染hACE2 转基因小鼠肺炎损伤 |
| 4.4 讨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主要简历 |
| 致谢 |
（5）儿童COVID-19的病例系列研究和循证指南制订（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1 发表病例研究在COVID-19流行早期意义重大 |
| 2 快速建议指南制订的必要性 |
| 3 本研究的整体结构 |
|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儿童COVID-19:一项来自中国西部的病例系列研究 |
| 前言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在COVID-19 流行期间对家长的健康教育:一项快速系统评价 |
| 前言 |
| 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儿童COVID-19 管理的快速建议指南制订 |
| 前言 |
| 方法 |
| 临床问题和推荐意见 |
|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COVID-19 流行期间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IS-C):一项已发表病例研究的系统评价 |
| 前言 |
| 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全文总结 |
| 文献综述 儿童COVID-19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 附件1 第二部分检索策略 |
| 附件2 第三部分利益冲突声明 |
| 附件3 第三部分临床问题调查表 |
| 附件4 第三部分第一轮德尔菲调查表(临床问题10) |
| 附件5 第三部分术语 |
| 附件6 第四部分检索策略 |
| 附件7 文献综述检索策略 |
（6）基于中医传承计算平台探讨姜良铎教授COVID-19诊治思路及用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现代医学对COVID-19的认识及治疗概况 |
| 1 病原体 |
| 2 流行病学资料 |
| 3 发病机制 |
| 4 症状体征 |
| 5 辅助检查 |
| 6 治疗 |
| 7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中医对疫病的认识与研究 |
| 1 古代中医对疫病的认识 |
| 2 COVID-19的中医病名 |
| 3 COVID-19的中医病因 |
| 4 COVID-19中医病机的认识 |
| 5 COVID-19中医治疗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二部分 基于中医传承计算平台探讨姜良铎教授COVID-19诊治思路及用药分析 |
| 研究资料 |
| 1 病例来源 |
| 2 筛选标准 |
| 3 剔除标准 |
| 研究方法 |
| 1 病例收集 |
| 2 数据录入与核对 |
| 3 建立数据库 |
| 研究结果 |
| 1 症状频次 |
| 2 舌象频次 |
| 3 脉象频次 |
| 4 药物四气、五味、归经及功效分布 |
| 5 药物频次分布 |
| 6 药物组方规律 |
| 7 类方核心组合 |
| 讨论 |
| 1 姜良铎教授对COVID-19的认识及诊治思路 |
| 2 症状舌脉分析 |
| 3 对药物的分析 |
| 4 药物常用组合及关联度分析 |
| 5 药物聚类分析 |
| 结论 |
|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抗病毒治疗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概述 |
| 2 COVID-19抗病毒药物的选择 |
| 2.1 COVID-19抗病毒药物的作用机制 |
| 2.2 COVID-19的抗病毒药物 |
| 2.2.1 瑞德西韦 |
| 2.2.2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
| 2.2.3 法匹拉韦 |
| 2.2.4 阿比多尔 |
| 2.2.5 磷酸氯喹 |
| 2.2.6 硫酸羟氯喹 |
| 2.2.7 利巴韦林 |
| 2.2.8 IFN-α |
| 2.2.9 我国抗2019-nCoV的药物概述 |
| 3 小结 |
（8）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预防、诊断、治疗与出院管理循证临床实践指南(更新版)（论文提纲范文）
| 1 指南制定方法 |
| 1.1 目标用户 |
| 1.2 目标人群 |
| 1.3 指南制订组组成 |
| 1.4 利益冲突评估 |
| 1.5 临床问题的生成 |
| 1.6 证据综合和推荐意见的制订 |
| 2 证据及推荐意见 |
| 3 药物预防 |
| 3.1 问题1:哪些药物可以预防暴露前人群感染SARS-CoV-2? |
| 3.2 问题2:哪些中药制剂可以预防暴露前人群感染SARS-CoV-2? |
| 3.3 问题3：哪些药物可以预防暴露后人群(接触或照顾COVID-19患者)感染SARS-CoV-2? |
| 3.4 问题4:哪些中药制剂可以预防暴露后人群(接触或照顾COVID-19患者)感染SARS-CoV-2? |
| 4 诊 断 |
| 4.1 问题5:对于COVID-19疑似患者,哪些典型临床表现可帮助临床医师区分SARS-CoV-2与其他病毒感染? |
| 4.2 问题6:疑似COVID-19患者行核酸RT-PCR检测时,下呼吸道标本的诊断准确性(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或检出率)是否优于上呼吸道标本? |
| 4.3 问题7:对于疑似COVID-19患者,IgM和IgG抗体联合核酸RT-PCR检测的诊断准确性(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或阴性预测值)是否优于单独核酸RT-PCR检测? |
| 4.4 问题8:当疑似患者的核酸RT-PCR检测为阴性时,胸部CT或X线检查是否有助于COVID-19的诊断?如果是,哪一种检查更有效? |
| 4.5 问题9:可以帮助临床医师鉴别COVID-19与其他病毒性肺炎的CT影像表现有哪些? |
| 5 治 疗 |
| 5.1 问题10: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是否应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2 问题11：阿比多尔是否应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3 问题12：法匹拉韦是否应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4 问题13：干扰素是否应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5 问题14：瑞德西韦是否应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6 问题15:抗病毒药物联合是否应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7 问题16:是否应使用羟氯喹/氯喹(chloroquine,CQ)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疗效? |
| 5.8 问题17：白介素-6抑制剂是否应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9 问题18：白介素-1抑制剂是否应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10 问题19:是否应该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1 1 问题20：清肺排毒汤是否可用来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12 问题21:连花清瘟颗粒/胶囊是否可用来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13 问题22:是否应该使用恢复期血浆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1 4 问题23：肺移植是否可以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以改善临床结局？ |
| 5.15 问题24:有创或无创通气的适应证有哪些? |
| 5.16 问题25: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适应证是什么? |
| 6 出院管理 |
| 6.1 问题26:COVID-19患者的出院标准是什么? |
| 6.2 问题27:核酸检测复阳的COVID-19出院患者的胸部影像学检查有何表现? |
| 6.3 问题28:出院后RT-PCR检测显示再次阳性的患者的管理措施? |
| 6.4 问题29:出院后是否需要进行RT-PCR复检以监测COVID-19患者? |
| 7 指南实施工具 |
| 8 讨 论 |
（9）长期口服抗肿瘤靶向药物患者合并使用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药学监护（论文提纲范文）
| 1 长期口服靶向药物肿瘤患者的病理、生理特征 |
| 2 口服靶向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的特点 |
| 3 长期口服靶向药物肿瘤患者的抗SARS-CoV-2药物选择 |
| 3.1 可以联合雾化吸入α干扰素进行抗病毒治疗 |
| 3.2 尽量避免口服抗肿瘤靶向药物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联合使用 |
| 3.3 利巴韦林与多数口服靶向药物可以联合使用，严重贫血(史)患者需谨慎选择 |
| 3.4 肝功能、心功能异常或使用心血管毒性较大的口服靶向药物治疗的肿瘤患者，应经过充分评估，决定是否使用磷酸氯喹 |
| 3.5 多数患者可以选择阿比多尔与口服靶向药物的短期联合使用 |
| 4 长期口服靶向药物肿瘤患者联合使用抗病毒药物的药学监护建议 |
（10）干扰素诱导基因BACH1缺失促进溶瘤病毒HSV-1抗肿瘤免疫应答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肿瘤的基本特征及免疫治疗 |
| 1.1.1 肿瘤的基本特征 |
| 1.1.2 肿瘤的免疫治疗 |
| 1.2 溶瘤病毒疗法 |
| 1.2.1 溶瘤病毒治疗的发展历史 |
| 1.2.2 溶瘤病毒种类 |
| 1.2.3 溶瘤病毒治疗的挑战 |
| 1.2.4 溶瘤病毒未来的发展方向 |
| 1.3 HSV-1简介 |
| 1.3.1 HSV-1的流行病学 |
| 1.3.2 HSV-1病原学 |
| 1.3.3 HSV-1生物学特性 |
| 1.4 抗HSV-1天然免疫 |
| 1.4.1 Toll样受体 |
| 1.4.2 维甲酸诱导基因I样受体(RLR)和DExD/H-box解旋酶(DHXs) |
| 1.4.3 环鸟苷单磷酸-腺苷单磷酸合成酶 |
| 1.4.4 干扰素γ诱导蛋白16 |
| 1.4.5 干扰素诱导基因 |
| 1.5 BACH1概述 |
| 1.5.1 BACH1的结构及其在细胞内的分布 |
| 1.5.2 BACH1的生物学功能 |
| 1.6 本课题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
| 第二章 实验材料和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细胞系 |
| 2.1.2 实验小鼠 |
| 2.1.3 引物 |
| 2.1.4 质粒 |
| 2.1.5 病毒 |
| 2.1.6 抗体 |
| 2.1.7 试剂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质粒构建 |
| 2.2.2 细胞复苏 |
| 2.2.3 细胞传代 |
| 2.2.4 细胞冻存 |
| 2.2.5 扩增HSV-1病毒和超速离心浓缩HSV-1病毒 |
| 2.2.6 筛选抗HSV-1的ISGs |
| 2.2.7 构建敲除细胞系 |
| 2.2.8 构建敲低细胞系 |
| 2.2.9 构建过表达细胞系 |
| 2.2.10 Western blot实验 |
| 2.2.11 Hemin配制(以配制50 mL 20 mM的Hemin溶液为例) |
| 2.2.12 RNA抽提、逆转录和实时荧光定量PCR |
| 2.2.13 染色质免疫沉淀 |
| 2.2.14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
| 2.2.15 流式细胞仪检测Calrecticulin的表达 |
| 2.2.16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胞外HMGB1浓度 |
| 2.2.17 构建小鼠肿瘤模型 |
| 2.2.18 肿瘤组织淋巴细胞组分分析 |
| 2.2.19 免疫组化检测T淋巴细胞的浸润 |
| 2.2.20 酶联免疫斑点检测实验 |
| 2.2.21 统计学方法 |
| 第三章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3.1 筛选抗HSV-1的ISGs |
| 3.2 BACH1缺失能增加HSV-1-Luc的复制 |
| 3.3 BACH1缺失促进HSV-1的抗肿瘤效果 |
| 3.4 BACH1缺失促进HSV-1诱导的T淋巴细胞浸润 |
| 3.5 BACH1缺失促进HSV-1诱导产生的细胞凋亡 |
| 3.6 BACH1缺失促进HSV-1诱导钙网蛋白外露和HMGB1释放 |
| 3.7 BACH1通过抑制ICP4、ICP27和UL39的转录来抑制HSV-1的复制 |
| 3.8 BACH1抗HSV-1不依赖于MAFK |
| 3.9 Hemin和HSV-1治疗联合使用进一步抑制肿瘤生长 |
| 3.10 Hemin和HSV-1联合治疗进一步促进T淋巴细胞浸润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综述冠状病毒感染与宿主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及抗冠状病毒药物和疫苗的发展 |
| 5.1 冠状病毒的分类和生物学特征 |
| 5.2 冠状病毒感染的致病性 |
| 5.3 抗冠状病毒天然免疫 |
| 5.4 冠状病毒逃逸天然免疫反应机制 |
| 5.5 冠状病毒的预防与治疗方法 |
| 5.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英文缩略词表与注释 |
| 致谢 |
四、SARS抗病毒治疗的药物选择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靶向新型冠状病毒包膜蛋白的小分子抑制剂发现[D]. 王翼.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021(08)
- [2]针对狂犬病病毒及痘苗病毒的抗病毒药物筛选及验证[D]. 吴佳静.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2021(01)
- [3]新型冠状病毒干扰宿主细胞自噬过程及其潜在治疗靶点研究[D]. 尚超. 军事科学院, 2021(02)
- [4]中国成人2019冠状病毒病的诊治与防控指南[J].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 中华医学杂志, 2021(18)
- [5]儿童COVID-19的病例系列研究和循证指南制订[D]. 李卫国. 重庆医科大学, 2021(01)
- [6]基于中医传承计算平台探讨姜良铎教授COVID-19诊治思路及用药分析[D]. 梁思灵.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7]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抗病毒治疗进展[J]. 平易,陈东风. 现代医药卫生, 2020(20)
- [8]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预防、诊断、治疗与出院管理循证临床实践指南(更新版)[J]. 靳英辉,詹庆元,彭志勇,任学群,尹训涛,蔡林,袁玉峰,岳冀蓉,张笑春,杨启文,纪建光,夏剑,李一荣,周福祥,高亚东,余追,徐峰,涂明利,谭力铭,杨旻,陈芳,张晓菊,曾玫,朱渝,刘新灿,杨简,赵东赤,丁玉峰,侯宁,汪付兵,陈昊,张永刚,李玮,陈文,施月仙,杨秀芝,王学军,钟燕军,赵明娟,李柄辉,马琳璐,訾豪,王娜,王云云,余绍福,李路遥,黄桥,翁鸿,任相颖,罗丽莎,范曼如,黄笛,薛竑飏,余临心,高锦萍,邓通,曾宪涛,李宏军,程真顺,姚晓梅,王行环. 解放军医学杂志, 2020(10)
- [9]长期口服抗肿瘤靶向药物患者合并使用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药学监护[J]. 杨珺,周海燕,朱志翔,李国辉. 中国药师, 2020(09)
- [10]干扰素诱导基因BACH1缺失促进溶瘤病毒HSV-1抗肿瘤免疫应答的机制研究[D]. 潘超虎.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