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育妇女心理健康状况测评(论文文献综述)
郑宇航[1](2021)在《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夫妇焦虑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表明[目 的]调查接受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治疗期间夫妇双方的焦虑抑郁情绪,分析家庭社会支持对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探讨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合理的心理干预措施,改善不孕不育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ART治疗成功率,提供一定理论参考。[方 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选取2020年1月~2020年12月期间在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遗传科接受ART治疗的夫妇为研究对象,在获得知情同意后,采用自填式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包括调查对象基本资料、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SSR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应用 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及逻辑一致性检验,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结果]1.ART治疗夫妇双方抑郁状况(1)妻子SDS粗总分为(41.25±7.54)分,丈夫SDS粗总分为(40.63±8.04)分,均高于国内常模(P<0.05)。(2)夫妇双方SDS粗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夫妇双方SDS粗总分存在正相关关系(r=0.479,P<0.001)。(3)妻子抑郁阳性检出率为49.7%(192/386人),丈夫抑郁阳性检出率为44.3%(171/386人),暂未发现夫妇双方抑郁阳性检出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夫妇双方抑郁阳性检出情况存在相关性(χ2=54.257,P<0.001)。(4)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出生地、饮酒情况、上网情况、玩手机情况、打牌成瘾程度、与陌生人相处情况、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期待度以及社会支持利用度是妻子抑郁的影响因素。(5)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民族、与家人相处情况、上网情况、体育锻炼情况以及主观支持是丈夫抑郁的影响因素。2.ART治疗夫妇焦虑状况(1)妻子SAS粗总分为(34.91±6.19)分,丈夫SAS粗总分为(34.30±6.56)分,均高于国内常模(P<0.05)。(2)夫妇双方SAS粗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夫妇双方SAS粗总分存在正相关关系(r= 0.346,P<0.001)。(3)妻子焦虑阳性检出率为21.2%(82/386人),丈夫焦虑阳性检出率为16.6%(64/386人),暂未发现夫妇双方焦虑阳性检出率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但夫妇双方焦虑阳性检出情况存在相关性(χ2=25.565,P<0.001)。(4)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怀孕史、玩手机成瘾程度、与陌生人相处情况、性生活满意度及月经情况是妻子焦虑的影响因素。(5)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收入状况、整体满意度、睡眠时间、手机上瘾程度、与陌生人相处情况及主观支持是丈夫焦虑的影响因素。[结论](1)接受ART治疗夫妇的SDS粗总分及SAS粗总分均较高,相较于一般人群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症状。(2)未发现夫妇双方焦虑阳性检出率、抑郁阳性检出率存在差异,可以认为ART治疗期间,夫妇双方承受着相同的心理压力,焦虑抑郁症状无差异。(3)夫妇双方焦虑阳性检出情况、抑郁阳性检出情况存在相关性,可以认为ART治疗期间,夫妇双方焦虑抑郁情绪存在相互影响。(4)妻子抑郁状况受出生地、饮酒情况、上网情况、玩手机情况、打牌成瘾程度、与陌生人相处情况、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期待度以及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影响;丈夫抑郁状况受民族、与家人相处情况、上网情况、体育锻炼情况以及主观支持影响;其中,上网情况为抑郁共同影响因素。(5)妻子焦虑症状受怀孕史、玩手机成瘾程度、与陌生人相处情况、性生活满意度及月经情况影响;丈夫焦虑症状受收入状况、整体满意度、睡眠时间、玩手机成瘾程度、与陌生人相处情况及主观支持影响;其中玩手机成瘾程度、与陌生人相处情况为焦虑共同影响因素。
洪新哲[2](2021)在《女性不孕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其妊娠结局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调查比较女性不孕症患者与正常育龄女性焦虑、抑郁状态的差异,了解不孕症女性焦虑及抑郁状况,探讨焦虑、抑郁对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状态及结局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帮助。方法使用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调查女性不孕患者组(n=149)和正常孕龄女性组(n=153)焦虑及抑郁评分情况,对比两组间差异;研究分析女性不孕症患者组(n=149)在年龄、不孕年限等因素的分布差异;回顾性分析有无焦虑和(或)抑郁症状的不孕症患者的基础性激素水平及妊娠结局的差异。结果1、女性不孕症患者组中焦虑和(或)抑郁发生率(44.96%)高于正常人群组(21.56%)(χ2=18.659,P<0.05),两组间焦虑自评量表SDS评分及抑郁自评量表SAS评分存在差异(P<0.05)。2、29岁以下年龄段的女性不孕患者较29岁及以上者焦虑自评量表SDS评分无显着差异(P>0.05),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存在显着差异(P<0.05)。3、不孕年限3年及以下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高于不孕年限3年以上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接受促排卵治疗组中,无症状患者与有症状患者间在雌激素E2、雄激素T水平上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IVF助孕治疗组中,无症状患者与有症状患者间在促卵泡激素FSH、雌激素E2水平上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比较75天妊娠成功率发现,接受IUI治疗的无症状患者组妊娠成功率高于有症状组,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9.004,P<0.05);接受IVF治疗的无症状患者组与有症状患者组间妊娠成功率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036,P<0.05);促排组间妊娠成功率无明显差异。结论1.本调查中女性不孕症患者中存在焦虑、抑郁问题较正常孕龄女性更为普遍;2.不同年龄段及不孕年限的不孕女性人群焦虑、抑郁状况存在差异;3.女性不孕症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问题对其生育状态和结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项锲[3](2020)在《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 的]评估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的心理健康现状,探究可能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并评价实施不同心理健康干预方案对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的治疗结局,为下一步完善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和不孕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方 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了解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的心理健康现状,同时采用准实验研究获得真实世界数据以评价不同心理健康干预效果。首先采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状况测评,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和睡眠及饮食等10个因子,并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获得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不孕相关资料和临床检测等指标,采用均数±标准差、例数(构成比)和中位数(四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χ2检验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探究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可能影响因素。根据研究对象个人实际情况和真实意愿选择进行非随机化分组开始干预效果评价,分别给予干预组和对照组不同的心理健康干预方案,采用χ2检验评价其对不孕治疗妊娠结局的影响。[结 果](1)本研究利用SCL-90量表对1393例研究对象进行心理健康评价。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3.80±5.38岁,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50.6%,初次移植占96.6%,无子女占92.6%,初婚占90.3%。干预效果评价研究中干预组534例,对照组859例,干预组观察到的妊娠结局数为196例,对照组为254例。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在年龄、配偶年龄、民族、配偶民族、文化程度、配偶文化程度、职业和配偶职业的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本研究中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SCL-90量表平均得分为140.18±30.29分,相较于国内正常成年人常模值(129±38.76分)高。此外,除偏执因子外,其余总分、总均分和8个因子分在本研究组和常模组两组患者的SCL-90量表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尤其是强迫症、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和睡眠及饮食六个因子均比常模高出0.10分。此外,约有90%的被研究女性不孕症患者各因子评分为轻度(1<X≤2分)及以下。(3)不同年龄组患者间SCL-90量表总分、总均分、躯体化、强迫症、抑郁、恐怖、精神病性和睡眠及饮食因子分的平均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患者间SCL-90量表躯体化、强迫症、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睡眠及饮食因子分的平均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职业患者间SCL-90量表总分、总均分、抑郁、偏执和睡眠及饮食因子分的平均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不孕原因患者间SCL-90量表抑郁和恐怖因子分的平均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初次与再次移植患者间SCL-90量表人际关系敏感和精神病性因子分的平均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子女与无子女患者间SCL-90量表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分的平均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自然流产史与无自然流产史患者间SCL-90量表睡眠及饮食因子分的平均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生化妊娠结局在干预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34,P>0.05),但干预组阳性生化妊娠占比(56.7%)高于对照组(50.4%)。分层分析显示:无论是在相同SCL-90量表总分>常模组(129.00分),还是SCL-90量表总分≤常模组中,生化妊娠结局在干预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SCL-90量表总分>常模组中,干预组阳性生化妊娠占比(54.4%)高于对照组(51.2%),在SCL-90量表总分≤常模组中,干预组阳性生化妊娠占比(59.7%)高于对照组(49.5%)。临床妊娠结局在干预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582,P>0.05),但干预组阳性临床妊娠占比(48.5%)高于对照组(42.5%)。分层分析显示:无论是在相同SCL-90量表总分>常模组(129.00分),还是SCL-90量表总分≤常模组(129.00分)中,临床妊娠结局在干预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SCL-90量表总分>常模组中,干预组阳性临床妊娠占比(47.8%)高于对照组(41.8%),在SCL-90量表总分≤常模组中,干预组阳性临床妊娠占比(49.4%)高于对照组(43.3%)。[结 论]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普遍存在轻度心理健康问题,应引起临床医务人员和患者本人及家属的关注。对于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个人而言,应尽早就医接受不孕相关治疗,关注自身心理健康并及时寻求心理帮助;对于辅助生殖医疗卫生机构而言,应对患者普及必要的备孕知识,优化治疗方案,进行心理测评,同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干预服务。本研究尚不能认为实施不同心理健康干预方案对女性不孕症患者妊娠结局可能产生影响,有待后续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李冬[4](2020)在《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文中指出背景:近几年随着不孕不育发病率不断上升,选择辅助生殖的夫妇日益增加。较多研究报道了心理状况和生殖功能密切相关,因此国内外开展了许多关于不孕不育患者心理及情绪状态的相关研究。生殖是夫妻双方共同完成的生物过程,男方和女方各自的生育压力及影响因素能否作用于对方,国内外研究中未见相关报道,因此有必要对夫妻双方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进行研究。目的:了解十堰市及周边地区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现状以及夫妻双方生育压力的各种影响因素,探索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制定护理干预措施、改善该人群的心理状态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育问题量表、医疗社会支持问卷、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对十堰市某三甲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624人(312对夫妇)进行问卷调查,有效回收560份(280对)问卷。采用SPSS25.0和Amos25.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结果:(1)本研究中,280对夫妇平均年龄(32.31±5.02)岁;居住在城市者占比61.43%;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26.43%;家庭月收入7000元以上者占比47.50%;原发性不孕占比为52.50%;不孕原因以女方因素为主,占比78.60%;不孕年限为(3.53±2.68)年。(2)560人生育压力平均分是(162.69±19.56)分,男方及女方FPI得分在父母角色需求及性压力两个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27)0.05)。不同职业、不同治疗时间的男女生育压力存在统计学差异,以治疗时间为3~5年患者生育压力最高。(3)男方和女方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方和女方的应对方式总分及“面对”、“回避”、“屈服”三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27)0.05)。(4)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男方与女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P(27)0.05);男方和女方的FPI得分与自己及对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P(27)0.05);男方和女方的FPI得分与自己应对方式中的“面对”维度呈负相关,与“回避”和“屈服”维度呈正相关(P(27)0.05)。(5)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基本变量后,男女各自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和“屈服”维度是各自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而对方的社会支持也是自己的生育压力影响因素。(6)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女方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面对”和“屈服”维度)分别与女方生育压力之间因子载荷系数显着;男方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面对”、“回避”和“屈服”维度)分别与男方的生育压力之间因子载荷系数均显着;男女双方的社会支持除与自身的生育压力有关外,与对方的生育压力因子载荷系数均显着。结论:不孕不育夫妇存在较高的生育压力,女方生育压力高于男方。夫妻双方各自的社会支持和应对疾病的方式均能预测各自的生育压力。夫妻双方的社会支持除能够预测自己的生育压力外,还能预测对方的生育压力。
汪亚男[5](2020)在《家庭矛盾对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调查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治疗的女性患者的心理及家庭支持状况,为IVF-ET女性患者的心理护理提供理论依据。2.通过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女性患者焦虑、抑郁状况的调查,分析患者的心理状况受家庭因素影响程度。方法1.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武汉某大型三甲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在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接收的符合纳排标准的250例接受IVE-ET治疗的女性患者。研究过程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辅助生殖技术家庭矛盾调查表、国际上通用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调查在患者进入治疗周期前开始,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IVF-ET女性患者家庭支持状况以及焦虑、抑郁状况。2.选取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50分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抑郁度≥0.5的女性。其中有焦虑情绪95例,有抑郁情绪157例,焦虑伴抑郁的76例,根据SAS/SDS评分标准分可分为焦虑异常组和正常组、抑郁异常组和正常组,从异常组筛选50名自愿进行健康教育的患者,比较50名不孕女性患者在接受健康教育之后的焦虑标准分、抑郁指数心理状态评分。3.本研究的数据统计及分析过程均采用了SPSS22.0软件,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描述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以及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1.IVF-ET治疗女性SAS评分平均为47.19±8.99,SDS评分平均为0.53±0.11,均高于常模(P<0.01),其中焦虑的检出率为38%;抑郁的检出率为62.8%;焦虑伴抑郁检出率为30.4%。2.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家庭支持等情况各异的女性患者的SAS评分、SDS评分有显着差异(P<0.01)。3.根据本研究调查所得患者家庭矛盾各条目得分、家庭矛盾得分、SAS评分和SDS评分做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矛盾各条目得分、家庭矛盾得分均与SAS评分、SDS评分呈正相关(P<0.01);SAS评分和SDS评分呈正相关(r=0.588,P<0.01)。4.根据多元逐步回归结果分析显示,焦虑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生育困扰疲惫”和“家庭离解经历”。抑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家庭离解经历”、“妒忌或不满的情绪”、“伴侣间的感情”“不孕不育原因”和“人生规划”。5.结果显示,50名不孕女性患者在接受健康教育之后的焦虑标准分、抑郁指数心理状态评分明显下降。结论1.研究显示,接受IVF-ET治疗的女性患者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且两者的发生呈明显的正相关。2.本研究发现,文化程度、不孕不育原因、工作状况、家庭支持、夫妻感情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接受IVF-ET治疗的女性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的概率。3.调查显示,IVF-ET周期开始时,文化程度高、工作稳定、家庭支持且夫妻感情好的女性患者焦虑、抑郁程度较低。
汪宇昕[6](2020)在《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及其与治疗效果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了解不孕症患者的就医行为现状,分析影响其就医行为的主要因素、就医需求以及不同妊娠结局患者的就医行为特点,探讨就医行为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从医患双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患者合理就医、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提升患者妊娠成功率。方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访谈调查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现状以及相关影响因素。通过偶遇(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9月2018年12月在遵义市两所三甲医院生殖专科进行治疗的445名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经咨询专家、信效度分析、预调研进行修改后最终确定。为了深入了解不孕症患者的人文相关影响因素,本研究设计了访谈主题,重点选取10名患者进行深度访谈。数据采用统计描述、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就诊患者趋向年轻化;患者多选择公立医院就诊,主要原因是比较方便,以及医生技术水平高和有信任的医生;患者的受教育程度、职业、育有子女情况是影响其就诊依从性的主要因素(P<0.05);患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育有子女情况影响患者对医院的利用情况(P<0.05);患者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影响患者对医生的选择情况(P<0.05);患者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是影响患者就医行为的显着性因素;患者就医行为受到社会、家庭和个人多方人文因素影响。患者在同一家医院是否是同一个医生治疗以及夫妻双方是否同时就诊,是影响患者妊娠结局的显着性因素(P<0.05)。结论不孕症是一种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医学问题,了解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对于了解患者就诊路径,指导患者科学合理就医,使用非技术手段提升妊娠率具有积极意义。患者的就医行为决策受到自身和外界的多方影响,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现状有待改善,应关注患者就医需求,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建设,加强患者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各级卫生健康服务及生殖专科建设,提升不孕症患者科学就医能力,提高治疗效果。
鲍祎敏[7](2020)在《正念认知干预对二胎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高龄夫妇心理状况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探讨正念认知干预对二胎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高龄夫妇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在2019年8月-12月,选取长沙某医院生殖中心二胎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高龄98对夫妇作为研究对象,入组后被随机分到对照组和干预组各49对,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周期的六个时间点(建档日、促排当日、促排第6天、注射HCG当天、取卵后30min,移植后1h),干预组夫妇进行正念认知干预、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指导。在干预前和干预后分别评估心理困扰水平、睡眠质量、应对方式,分析干预效果。结果:1.干预前:(1)两组女性一般人口学资料,心理困扰得分、睡眠质量得分、应对方式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男性一般人口学资料,心理困扰得分、睡眠质量得分、应对方式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干预前后两组夫妇心理困扰得分比较:(1)干预前后,对照组女性心理困扰得分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女性心理困扰得分干预后(17.08±3.63)较干预前(19.88±5.08)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女性心理困扰程度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女性;(2)干预前后,对照组男性心理困扰得分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男性心理困扰得分干预后(19.10±4.71)高于干预前(17.82±4.73),干预组男性心理困扰得分在干预后(16.98±4.04)较干预前(18.84±4.41)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男性心理困扰程度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男性。3.干预前后两组夫妇睡眠质量得分比较:(1)对照组女性睡眠质量得分干预前后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女性睡眠质量得分干预后(24.33±3.45)高于干预前(21.00±4.08),干预组女性睡眠质量得分在干预后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女性睡眠得分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2)对照组男性睡眠质量得分干预前后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男性睡眠质量得分干预后(23.16±5.32)高于干预前(21.96±5.17),干预组男性睡眠质量得分干预后(20.08±3.92)低于干预前(22.35±4.0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男性睡眠质量得分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4.干预前后两组夫妇应对方式得分比较:(1)对照组女性积极应对得分预前后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消极应对得分干预后(12.20±3.81)较干预前(10.35±4.72)有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女性消极应对得分干预后(6.71±3.42)较干预前(9.14±4.26)降低,干预组女性积极应对得分干预后(22.18±6.73)较干预前(19.18±6.80)有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女性积极应得分增加幅度大于对照组,消极应对得分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2)对照组男性消极应对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男性积极应对得分干预后(19.53±6.65)较干预前(20.29±7.97)有降低,干预组男性积极应对得分干预后(22.08±5.03)较干预前(19.12±7.53)有提高,消极应对得分干预后(7.81±2.54)较干预前(10.14±3.24)有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男性积极应得分增加幅度大于对照组,消极应对得分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结论:本研究对二胎行IVF-ET高龄夫妇,实施正念认知干预,能降低夫妇心理困扰水平,改善女性睡眠状况,提升应对方式。
孔琳[8](2019)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 ——基于临床及网络的量化与质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不孕症是当代人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发病率逐年上升,有研究证明其压力强度类似于威胁生命的疾病。目前,不孕治疗方法中最有效也是最终的选择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面对IVF-ET技术复杂的昂贵的治疗费用、受孕方式特殊性、妊娠结局的不可预知性,不孕患者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本研究首先运用量化研究调查接受IVF-ET助孕夫妇的心理社会特点,包括情绪、防御方式、气质性格、婚姻质量和社会支持等方面,探讨IVF-ET助孕患者心理社会特点与正常生育夫妇的差异,分析影响IVF-ET助孕夫妇情绪及IVF-ET助孕治疗妊娠结局的因素。其次运用质性研究的扎根理论,基于医院就诊不孕患者及不孕论坛帖子两种获取资料途径,进一步探索IVF-ET助孕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提取相关主题,建立理论模型,提出适合IVF-ET助孕患者的心理干预方法。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量性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量化研究部分,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便利取样,选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辅助生殖门诊的260对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IVF-ET助孕夫妇进行调查,同时选取277对未发现生育问题的育龄夫妇作为正常生育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基本信息,焦虑、抑郁自评量表,防御方式问卷,气质性格量表,中国人婚姻质量量表及社会支持量表等,同时收集IVF-ET助孕夫妇的不孕病史、IVF-ET助孕临床及胚胎实验室指标。利用统计学软件统计并分析,将IVF-ET助孕患者与正常生育组的心理社会特点作比较,分析不孕患者心理特点及IVF-ET助孕治疗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利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基于医院就诊不孕患者的深度访谈及不孕相关论坛帖子两种获取资料途径,共访谈医院不孕患者11名,分析网络论坛帖子12个,采用质性资料分析软件Nvivo 11整理和分析资料,探索IVF-ET助孕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提取相关主题,建立理论模型,提出适合IVF-ET助孕患者的心理干预方法。结果:量化研究显示,IVF-ET组女性及男性的焦虑抑郁水平均显着高于正常生育组(P<0.01),婚姻质量量表及社会支持量表总分均显着低于正常生育组(P<0.05),不成熟防御机制均显着高于正常生育组,而成熟防御机制分值均显着低于正常生育组(P<0.05)。IVF-ET组女性气质性格量表中的SD维度总分显着高于正常生育组(P<0.05),而IVF-ET组男性的气质性格各维度评分与正常生育组组均无显着差异。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女性BMI、婚姻质量、不成熟防御机制、成熟防御机制、不孕年限、不孕原因中的其他原因是IVF-ET女性患者焦虑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女性BMI、家庭所在地为农村、婚姻质量、不成熟防御机制、成熟防御机制是IVF-ET女性患者抑郁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家庭所在地为农村、婚姻质量、不成熟防御机制、成熟防御机制、掩饰因子、HA、ST是IVF-ET男性患者焦虑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婚姻质量、成熟防御机制、不成熟防御机制、掩饰因子、HA是IVF-ET男性患者抑郁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女性年龄为IVF-ET妊娠成功率独立影响因素,女性年龄越小者妊娠成功率越高(P<0.01),而婚姻质量、防御方式、气质性格等因素对IVF-ET的妊娠成功率没有影响。运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本研究探索了IVF-ET助孕治疗的不孕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并归纳四个主题:不孕身份的体验(广泛的压力来源、多种的情感体验);诊疗过程的体验(身体的痛苦、内心的折磨);关系的调适(与配偶及胚胎关系、与周围人群关系);自我的调适(行为方面、认知方面)。通过探索IVF-ET助孕治疗的不孕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本研究发现团体及家庭心理治疗及开展基于网络的心理干预可能会有助于降低IVF-ET助孕患者的心理压力。结论:本研究量化研究部分发现,IVF-ET助孕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较未发现生育问题的育龄夫妇差。防御方式、婚姻质量、气质性格、女性体重指数、家庭居住地、不孕年限、不孕原因等对IVF-ET助孕患者的情绪有影响。女性不孕患者的年龄越小,IVF-ET助孕治疗的妊娠率越高,而婚姻质量、防御方式、气质性格等因素对IVF-ET助孕治疗的妊娠成功率没有影响。利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探索IVF-ET助孕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在确诊不孕后,多重来源的压力为IVF-ET助孕患者带来众多复杂的情感体验。IVF-ET的诊疗操作和技术自身的特点不仅给不孕患者带来身体痛苦的体验,也给带来了内心的折磨。IVF-ET助孕患者与配偶及周围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并建立与胚胎及未来子女的连接。IVF-ET助孕患者利用调适自我认知和行为的方式来应对压力。
汪亚男,万盈璐,陈俊华,刘文斌[9](2019)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文中提出不孕不育是一个遍及全球的生殖健康问题,近年不孕症患者呈逐年增长趋势,而辅助生殖技术(ART)是目前治疗不孕不育最有效的方法。由于不孕不育患者在接受ART治疗的不同阶段均面临不同的心理压力,且负性情绪会导致妊娠率与受孕率降低。因而,笔者在本研究中以ART为视点,分析辅助生殖技术(ART)女性患者与其负性情绪的关系。通过分析接受助孕手段女性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进入治疗周期前的患者进行测试,将该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况进行分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手段。以提高辅助生殖临床胚胎着床率和妊娠率,为临床护士开展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行心理护理提供了参考。
万黎萍[10](2016)在《心理因素和心理疏导与不孕症》文中提出通过对近10余年来有关不孕症患者心理方面的文献回顾,参考文献中心理测评量表对不孕症患者的调查研究结果,阐述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探讨负性情绪对不孕症患者的影响机制以及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系统在不孕症患者治疗中的作用。
二、不育妇女心理健康状况测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育妇女心理健康状况测评(论文提纲范文)
(1)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夫妇焦虑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对象与方法 |
1 研究对象 |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
1.2 样本量 |
2 研究工具 |
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
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
2.3 抑郁自评量表 |
2.4 焦虑自评量表 |
3 质量控制 |
3.1 调查准备阶段 |
3.2 现场调查阶段 |
3.3 数据分析阶段 |
4 分析方法 |
结果 |
第一部分 一般情况分析 |
1 调查问卷质量控制情况 |
2 人口学资料 |
3 ART治疗情况 |
4 社会支持情况 |
第二部分 夫妇抑郁状况分析 |
5 夫妇SDS得分情况 |
6 夫妇抑郁阳性检出情况 |
7 辅助生殖治疗与夫妇抑郁 |
8 社会支持与夫妇抑郁 |
9 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
9.1 妻子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
9.2 丈夫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三部分 夫妇焦虑状况分析 |
10 夫妇SAS得分情况 |
11 夫妇焦虑阳性检出情况 |
12 辅助生殖治疗与夫妇焦虑 |
13 社会支持与夫妇焦虑 |
14 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
14.1 妻子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
14.2 丈夫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
讨论 |
第一部分 夫妇家庭社会支持情况 |
1 夫妇社会支持差异性分析 |
2 夫妇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 |
第二部分 夫妇抑郁状况 |
3 夫妇抑郁阳性检出情况 |
4 夫妇抑郁状况比较 |
5 社会支持对夫妇抑郁情绪影响 |
6 ART治疗与夫妇抑郁相关性分析 |
6.1 治疗次数与夫妇抑郁状况 |
6.2 不同治疗阶段夫妇抑郁状况 |
6.3 失败治疗经历与夫妇抑郁状况 |
7 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
7.1 妻子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
7.2 丈夫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三部分 夫妇焦虑状况 |
8 夫妇焦虑阳性检出情况 |
9 社会支持与夫妇焦虑 |
10 辅助生殖治疗与夫妇焦虑 |
10.1 治疗次数与夫妇焦虑 |
10.2 不同ART治疗阶段夫妇焦虑状况 |
10.3 治疗失败经历与夫妇焦虑 |
11 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
11.1 妻子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
11.2 丈夫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
结论 |
1 一般情况 |
2 夫妇抑郁状况 |
3 夫妇焦虑状况 |
对策与建议 |
1 了解患者心理变化,优化干预措施 |
2 注重健康教育 |
3 完善社会支持 |
创新点及研究不足 |
1 创新点 |
2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接受ART治疗夫妇调查问卷(妻子) |
附录2 接受ART治疗夫妇调查问卷(丈夫) |
综述 不孕症患者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女性不孕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其妊娠结局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词表 |
摘要 |
英文摘要 |
1.前言 |
2.调查对象与方法 |
2.1 调查对象 |
2.2 纳入标准 |
2.3 排除标准 |
2.4 研究方法 |
2.5 统计学处理 |
3.结果 |
4.讨论 |
5.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1 |
附录 2 |
致谢 |
综述 不孕症女性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干预意义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3)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1 研究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1.1 女性不孕症概述 |
1.1.1 不孕不育症的定义 |
1.1.2 女性不孕症的分类 |
1.1.3 女性不孕症的流行趋势 |
1.1.4 造成女性不孕的主要原因 |
1.2 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发展 |
1.3 冷冻胚胎复苏移植概述 |
1.4 女性不孕症患者常见心理健康问题 |
1.5 影响心理健康的可能因素 |
1.5.1 社会人口学因素 |
1.5.1.1 年龄 |
1.5.1.2 经济教育水平 |
1.5.1.3 生活方式 |
1.5.2 家庭社会因素 |
1.5.2.1 夫妻关系 |
1.5.2.2 家庭文化 |
1.5.2.3 社会支持 |
1.5.3 不孕治疗因素 |
1.5.3.1 不孕症类型及治疗 |
1.5.3.2 不孕时长 |
1.5.3.3 失败体验 |
1.5.4 其他因素 |
1.6 常见心理健康干预举措 |
1.6.1 认知行为疗法 |
1.6.2 心理教育与咨询 |
1.6.3 心理支持 |
2 研究依据 |
2.1 已婚妇女不孕症发生率日渐攀升 |
2.2 接受不孕相关治疗的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凸显 |
2.3 结合开展心理健康干预可能对不孕症治疗结局产生显着效果 |
3 研究目的 |
3.1 评估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的心理健康现状 |
3.2 评价实施不同心理健康干预方案对女性不孕症患者的治疗结局 |
材料与方法 |
1 研究内容与方案设计方法 |
2 研究现场及对象 |
2.1 纳入标准 |
2.2 排除标准 |
2.3 终止/剔除标准 |
3 研究工具与方法 |
3.1 研究工具 |
3.1.1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资料 |
3.1.2 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 |
3.1.3 心理健康促进团体辅导活动方案 |
3.2 研究方法 |
3.2.1 文献回顾分析法 |
3.2.2 专家咨询法 |
3.2.3 现况调查和干预效果评价研究法 |
4 伦理学原则 |
5 质量控制 |
5.1 SCL-90量表整理和心理健康干预方案设计 |
5.2 调查人员和干预人员培训 |
5.3 现况调查和干预效果评价研究 |
5.4 数据录入与分析 |
6 技术路线 |
结果 |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1.1 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基本情况 |
1.2 研究对象不孕相关情况 |
1.3 研究对象临床检验指标情况 |
2 研究对象SCL-90量表评分情况 |
2.1 研究对象SCL-90量表评分情况 |
2.2 研究对象SCL-90量表评分情况分布 |
2.3 研究对象SCL-90量表评分情况单因素分析 |
2.4 研究对象SCL-90总分评分情况多因素分析 |
3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生化妊娠和临床妊娠结局比较 |
3.1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生化妊娠结局比较 |
3.2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妊娠结局比较 |
讨论 |
1 结果讨论 |
1.1 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的基本情况 |
1.2 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现状 |
1.3 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
1.4 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不同心理健康干预的妊娠结局 |
2 本研究的局限性 |
结论 |
1 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现状 |
2 心理健康干预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
建议与对策 |
1 及早就医接受治疗,关注自身身心健康 |
2 完善临床评估体系,跟进心理健康研究 |
3 优化不孕治疗方案,普及相关教育宣传 |
参考文献 |
综述 女性不孕症患者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促进团体辅导活动方案(简化版)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主要英文缩略词表 |
一、引言 |
1.研究背景 |
1.1 不孕不育症的发展现状 |
1.2 不孕不育患者生育压力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不孕不育患者生育压力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
2.研究假设 |
二、研究方法 |
1.研究类型 |
2.研究对象 |
2.1 研究样本 |
2.2 样本的选择 |
2.3 样本量的确定 |
3.研究工具 |
3.1 一般资料调查表 |
3.2 生育问题量表 |
3.3 中文版医疗社会支持问卷 |
3.4 医学应对方式问卷 |
4.资料搜集 |
4.1 前期准备 |
4.2 资料搜集步骤 |
5.资料分析 |
5.1 资料整理 |
5.2 统计描述 |
5.3 统计分析 |
6.质量控制 |
6.1 研究设计阶段 |
6.2 资料搜集阶段 |
6.3 数据录入阶段 |
6.4 数据分析阶段 |
7.伦理原则 |
三、结果 |
1.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 |
2.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的现状 |
2.1 生育压力性别差异对比 |
2.2 生育压力在基本资料上的差异对比 |
3.男方及女方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得分比较 |
4.男方及女方生育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
5.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5.1 男方及女方生育压力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5.2 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
6.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交互作用分析 |
四、讨论 |
1.一般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 |
2.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现状 |
3.一般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对生育压力的影响 |
4.社会支持对夫妇生育压力的影响 |
5.应对方式对夫妇生育压力的影响 |
6.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 |
五、结论 |
六、参考文献 |
七、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八、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5)家庭矛盾对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1 研究目的 |
1.2 研究意义 |
2 研究内容 |
3 质量控制 |
3.1 预调查 |
3.2 资料收集 |
3.3 问卷录入 |
4 技术路线图 |
第三章 辅助生殖技术家庭矛盾调查表的研制 |
1 辅助生殖技术家庭矛盾调查表条目池的建立 |
1.1 辅助生殖技术家庭矛盾调查表条目池的建立原则 |
1.2 辅助生殖技术家庭矛盾调查表条目池的建立 |
2 辅助生殖技术家庭矛盾调查表的形成与验证 |
2.1 对象和方法 |
2.2 资料的分析与处理 |
3 结果 |
3.1 信度检验 |
3.2 结构效度分析 |
第四章 进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女性患者的正式调查 |
1 对象和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3 资料的收集 |
2 资料的分析与处理 |
3 结果 |
4 讨论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1 结论 |
2 建议 |
第六章 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1 研究的创新性 |
2 研究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综述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附录 B |
致谢 |
个人简历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及其与治疗效果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四、研究内容和思路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不孕不育 |
二、就医行为 |
三、健康寻求行为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计划行为理论 |
二、知信行理论 |
三、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 |
四、Mechanic就医行为理论模型 |
五、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模型 |
六、Pender健康促进模型 |
七、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原则 |
第二章 研究对象和方法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一、抽样设计 |
二、质量控制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问卷调查法 |
三、访谈法 |
四、统计分析法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第一节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
一、人口学特征 |
二、患病情况 |
第二节 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现状 |
一、首次就医 |
二、后续就医 |
三、就医需求 |
四、就医感知 |
第三节 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影响因素 |
一、人文因素 |
二、治疗行为因素 |
第四章 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与治疗效果分析 |
第一节 不同治疗进程就医行为特征分析 |
一、成功受孕者就医行为特征 |
二、治疗中患者就医行为特征 |
第二节 诊疗方式与妊娠结局分析 |
第三节 就医行为与妊娠结局分析 |
一、常规治疗下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与妊娠结局关系 |
二、ART治疗下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与妊娠结局关系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讨论 |
第一节 就医行为现状讨论 |
一、就医行为需求呈现独特性 |
二、患者就医满意度有待提高 |
第二节 就医行为影响因素讨论 |
一、卫生服务可及性有待提高 |
二、患者就诊依从性有待提高 |
三、医疗保障体系及社会支持有待改进 |
第三节 就医行为与治疗效果讨论 |
第六章 对策建议及展望 |
第一节 对策建议 |
一、健全基层医疗机构 |
二、完善生殖专科建设 |
三、减轻患者就诊压力 |
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
五、加强积极就医行为引导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一、研究不足 |
二、展望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调查问卷 |
附录二 :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访谈提纲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正念认知干预对二胎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高龄夫妇心理状况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1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现状 |
1.3 应激理论框架 |
1.4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方法 |
2.3 质量的控制 |
2.4 伦理原则 |
2.5 统计学分析 |
2.6 研究的技术路线 |
3 结果 |
3.1 干预前两组夫妇基线资料的均衡性比较 |
3.1.1 干预前两组夫妇一般资料比较 |
3.1.2 干预前两组夫妇心理困扰得分组间比较 |
3.1.3 干预前两组夫妇睡眠质量得分组间比较 |
3.1.4 干预前两组夫妇应对方式得分组间比较 |
3.2 干预对两组夫妇心理困扰的影响 |
3.2.1 两组夫妇心理困扰干预前后得分组内比较 |
3.2.2 两组夫妇心理困扰干预前后得分差值组间比较 |
3.3 干预对两组夫妇睡眠质量的影响 |
3.3.1 两组夫妇睡眠质量干预前后得分组内比较 |
3.3.2 两组夫妇睡眠质量干预前后得分差值组间比较 |
3.4 干预对两组夫妇应对方式的影响 |
3.4.1 两组夫妇应对方式干预前后得分组内比较 |
3.4.2 两组夫妇应对方式干预前后得分差值组间比较 |
4 讨论 |
4.1 二胎行IVF-ET高龄夫妇一般资料分析 |
4.2 正念认知干预对二胎行IVF-ET高龄夫妇心理困扰影响 |
4.3 正念认知干预对二胎行IVF-ET高龄夫妇睡眠质量的影响 |
4.4 正念认知干预对二胎行IVF-ET高龄夫妇应对方式影响 |
4.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4.6 本研究的局限性 |
5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8)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 ——基于临床及网络的量化与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语 |
第一部分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心理特点的量化研究 |
1 前言 |
2 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工具 |
2.2.1 社会人口学特征情况 |
2.2.2 不孕症病史及治疗情况 |
2.2.3 心理状况评估 |
2.3 研究方法 |
2.3.1 问卷发放和填写 |
2.3.2 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
2.3.3 质量控制 |
2.3.4 伦理 |
3 结果 |
3.1 社会人口学特征 |
3.2 IVF-ET治疗情况 |
3.3 IVF-ET组与正常生育组心理社会特点比较分析 |
3.3.1 焦虑(SAS)及抑郁(SDS)评定结果 |
3.3.2 防御方式问卷(DSQ)评定结果 |
3.3.3 气质性格量表(TCI-140)评定结果 |
3.3.4 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CMQI)评定结果 |
3.3.5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定结果 |
3.4 IVF-ET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
3.4.1 IVF-ET女性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
3.4.2 IVF-ET女性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
3.4.3 IVF-ET男性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
3.4.4 IVF-ET男性患者SAS、SDS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
3.5 IVF-ET妊娠结局影响因素分析 |
3.5.1 IVF-ET助孕结局妊娠成功组与妊娠失败组差异 |
3.5.2 IVF-ET妊娠结局影响因素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3.5.3 IVF-ET妊娠结局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4 讨论 |
4.1 IVF-ET助孕患者的心理特点 |
4.2 IVF-ET助孕患者情绪的影响因素 |
4.3 心理状况对IVF-ET助孕结局的影响 |
5 结论 |
第二部分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的质性研究 |
1 前言 |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1.1 研究对象的选取 |
2.1.2 抽样方法 |
2.1.3 样本量 |
2.2 研究方法 |
2.2.1 质性研究 |
2.2.2 扎根理论 |
2.3 研究工具 |
2.3.1 录音笔 |
2.3.2 电脑及相关软件 |
2.3.3 研究者本人 |
2.3.4 访谈提纲 |
2.3.5 访谈备注 |
2.3.6 检核表 |
2.4 资料收集过程 |
2.4.1 面对面深度访谈 |
2.4.2 网络帖子获取数据 |
2.5 资料整体与分析 |
2.5.1 资料的整理 |
2.5.2 资料的分析 |
2.6 研究伦理 |
2.6.1 知情同意 |
2.6.2 隐私与保密 |
2.6.3 避免潜在的伤害和风险 |
2.6.4 提供转介 |
3 结果 |
3.1 研究对象基本资料 |
3.2 IVF-ET助孕治疗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 |
3.2.1 不孕身份的体验 |
3.2.2 诊疗过程的体验 |
3.2.3 关系的调适 |
3.2.4 自我的调适 |
3.2.5 理论模型的构建 |
4 讨论 |
5 结论 |
本论文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附录 |
(9)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生殖 |
2.1 生殖的类型 |
2.2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现状及发展 |
2.2.1 人工授精技术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 [11] |
2.2.2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ET) [11] |
2.2.3 单精子卵母细胞浆内显微受精技术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11] |
2.2.4 冷冻保存技术 (Cryopreservation) [11] |
2.2.5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 /植入前遗传学筛查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Screening, PGS) [12, 13] |
2.2.6 线粒体置换技术 (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 Techniques, MRT) |
2.2.7 卵母细胞体外成熟技术 (In Vitro Maturation, IVM) |
3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 |
3.1 ART后代与传统家庭的亲属关系 |
3.2 代孕母亲 |
3.3 精子商品化 |
3.4 剩余胚胎的处理 |
3.5 人造多胎的伦理审视 |
3.6 后代者的知情权 |
4 辅助生殖技术患者的情绪表现 |
5 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 |
5.1 个人因素 |
5.2 家庭矛盾 |
5.3 社会支持 |
6 小结 |
(10)心理因素和心理疏导与不孕症(论文提纲范文)
1 不孕症患者的心理特征 |
2 负性情绪与不孕症 |
3 心理疏导与不孕症 |
四、不育妇女心理健康状况测评(论文参考文献)
- [1]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夫妇焦虑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D]. 郑宇航. 昆明医科大学, 2021(02)
- [2]女性不孕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其妊娠结局调查研究[D]. 洪新哲. 安徽医科大学, 2021(01)
- [3]冷冻胚胎复苏移植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干预研究[D]. 项锲. 昆明医科大学, 2020(02)
- [4]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D]. 李冬. 湖北医药学院, 2020(04)
- [5]家庭矛盾对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D]. 汪亚男. 武汉轻工大学, 2020(06)
- [6]不孕症患者就医行为及其与治疗效果的相关性研究[D]. 汪宇昕. 遵义医科大学, 2020(01)
- [7]正念认知干预对二胎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高龄夫妇心理状况的影响研究[D]. 鲍祎敏.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 ——基于临床及网络的量化与质性研究[D]. 孔琳. 中国医科大学, 2019(04)
- [9]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研究[J]. 汪亚男,万盈璐,陈俊华,刘文斌. 武汉轻工大学学报, 2019(04)
- [10]心理因素和心理疏导与不孕症[J]. 万黎萍. 中国医药科学, 20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