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一基因影响艾滋病疗效(论文文献综述)
杨明[1](2021)在《泊沙康唑增加两性霉素B脑组织浓度治疗隐球菌脑膜炎的药理学作用及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新生隐球菌脑膜炎(Cryptococcus Neoformans Meningitis,CNM)是由新生隐球菌(cryptococcus neoformans,CN)导致的一种侵袭性真菌病,CNM病情危重,预后差,病死率高。两性霉素B(Amphotericin B,AMPB)是大部分指南推荐的CNM治疗首选药物,但其分子量较大(924.0 g/mol),亲脂性弱(油水分配系数0.95),不易透过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BBB),到达脑组织的药物浓度较低,影响其治疗效果。2009年一项国际多中心RCT研究显示诱导期单用AMPB治疗CNM的成功率仅为41%,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美国感染病学会(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IDSA)、国际艾滋病协会(IAS)等制定的指南中,均推荐以AMPB为核心的联合用药方案。即使如此,对CNM治疗的成功率仍不尽人意,本研究对川渝地区三所大型三甲医院收治的CNM的临床回顾性分析显示,诱导期AMPB联合氟康唑(Fluconazole,FLU)和/或氟胞嘧啶(Fluorocytosine,FC)的治疗有效率只有55%,与文献报道的联合治疗有效率不足60%的结果一致,因此亟待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泊沙康唑(Posaconazole,POS)是一种新近上市的唑类抗真菌药,其血脑屏障透过率较低(脑脊液浓度<0.01-0.56 μg/mL),说明书无脑膜炎治疗的适应症。但一项采用CNM模型小鼠的研究显示:较单用POS、单用AMPB或AMPB+氟康唑相比,POS联用AMPB可更显着的降低脑组织菌落计数。由于现有文献报道体外POS和AMPB的药效学相互作用大多显示“无关”,推测POS和AMPB联用可能存在药动学相互作用,导致两者或其中之一的脑组织药物浓度增加。基于此,本实验室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预实验发现POS联用AMPB可明显增加AMPB在脑组织中的浓度,而POS无显着变化。该研究结果提示POS+AMPB有望成为一种更优的CNM治疗方案,而明确POS升高AMPB脑组织浓度的机制可以为该方案提供理论基础,为今后CNM治疗方案优选及新药研发提供借鉴,具有极强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药物透过血脑屏障的方式分为主动转运和被动扩散。有研究通过动物实验发现AMPB是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的底物,同时POS是已证实的P-gp强效抑制剂,推测POS提高AMPB脑组织浓度的机制之一为POS抑制P-gp从而减少AMPB从脑组织的外排。由于AMPB分子量较大且亲水性和亲脂性均较差,其透过血脑屏障的主要方式为简单扩散,通过该扩散方式进入脑组织的量主要与游离血药浓度密切相关。AMPB和POS都具有高血浆蛋白结合率,分别为90-95%和98%,他们可能竞争血浆蛋白结合从而改变游离血药浓度,因此推测POS提高AMPB脑组织浓度的机制之二可能为POS与AMPB竞争血浆蛋白结合,导致AMPB游离血药浓度增加,从而有更多的药物透过血脑屏障。据此本课题拟在完成CNM文献分析和CNM治疗临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期的预实验结果设计开展如下实验:构建CNM小鼠模型和拟测定生物样本中AMPB及POS含量的HPLC和液质联用方法学体系,明确AMPB联合POS体内外抗隐球菌效果和POS+AMPB对AMPB脑组织浓度提升比例;通过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验证AMPB联合POS过程中AMPB脑组织浓度的增加是被动扩散还是主动转运;进而通过平衡透析、超滤实验、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等结合分子对接进一步阐明POS提升AMPB脑组织浓度的机制;应用转录组测序技术(RNA sequencing,RNA-seq)全面分析可能存在的其他机制,并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验证。本研究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新生隐球菌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和不同治疗方案效果的回顾性分析检索以CNM为主题词的文献资料,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分析各类抗真菌药物的共现关系。筛选川渝地区三所大型三甲医院近5年内的CNM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确诊为CNM的患者。收集性别、年龄、临床症状和抗真菌治疗方案等信息,并根据症状和微生物学检查等结果判定疗效。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整理分析纳入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案和耐药性数据;使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文献分析结果显示,以CNM为主题的研究在数量上总体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两性霉素B”与“氟康唑”,“两性霉素B”与“氟胞嘧啶”具有较高的共现频次。病例回顾分析共纳入患者130例,常见临床症状包括头痛、发热、呕吐和咳嗽咳痰等。诱导期接受联合用药方案的患者(86.2%)多于单药方案,其中AMPB+FLU 62例(47.7%),AMPB+FLU+FC 34 例(26.2%),AMPB+FC 16 例(12.3%),AMPB 单用 18 例(13.8%)。CM患者脑脊液中分离的大部分新生隐球菌对伊曲康唑、伏立康唑、FLU和AMPB较为敏感,而对FC具有一定的耐药性。诱导期治疗方案中,以AMPB为基础的联合用药方案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方案,且联合治疗效果优于单药(p=0.0412),但接受联合治疗患者的有效率也仅为55%。第二章:两性霉素B联合泊沙康唑在新生隐球菌脑膜炎模型小鼠脑组织中药物浓度测定及药效学研究本部分研究建立高效液相色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测定生物样品中AMPB含量的方法学和液质联用测定POS含量的方法学,所建方法成分专属性、分离度、检测灵敏度和回收率均符合生物样本测试要求。选取新生隐球菌临床分离株,通过体外药敏试验分别测定AMPB和POS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和最低杀菌浓度(Minimum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MBC),并进行协同作用研究,分级抑菌浓度(Fraction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FIC)指数显示两药体外无协同抗菌作用。取雄性昆明小鼠30只,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AMPB组、AMPB+POS组和POS组,每组6只。除正常对照组外,各组采用侧脑室注射新生隐球菌悬液造模。造模后连续治疗14天,取脑组织分别用于HE染色和隐球菌菌落计数检测。结果显示:与模型组相比,AMPB、AMPB+POS和POS治疗均能明显改善脑膜炎小鼠脑组织的损伤,并能显着抑制小鼠脑内新生隐球菌的增殖。在AMPB组、AMPB+POS和POS三组中,AMPB+POS组病理损伤的改善最明显,隐球菌菌落数量最低。取SPF级雄性昆明小鼠18只侧脑室注射新生隐球菌悬液造脑膜炎模型。造模后分为AMPB组、AMPB+POS组和POS组,每组6只,治疗4天后取血浆、脑组织,采用HPLC法检测AMPB的含量,液质联用测定POS的含量。结果显示:AMPB+POS组AMPB的脑组织浓度显着高于单用AMPB组,POS的脑组织浓度与单用POS组相比无显着性差异。第三章:泊沙康唑影响两性霉素B透过血脑屏障的主动转运机制研究鉴于POS联合AMPB可显着增加AMPB的脑组织浓度并提高药效,本部分研究在明确 AMPB 和 POS 对 P-gp 和乳腺癌耐药蛋白(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BCRP)表达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在动物水平和细胞水平通过加入特异性的转运蛋白抑制剂 Zosuquidar(P-gp 抑制剂)、Ko143(BCRP 抑制剂)和 Elacridar(P-gp 和BCRP抑制剂),以明确P-gp和BCRP等跨膜转运蛋白在AMPB透过血脑屏障中的作用。将小鼠分为空白对照组、AMPB组和AMPB+POS组,每组6只,给药4天后,采用qRT-PCR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各组小鼠脑组织中BCRP和P-gp基因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将BCECs分为空白对照组,AMPB组和AMPB+POS(4.0μg/mL)组,采用qRT-PCR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各组细胞中BCRP和P-gp基因及蛋白的表达水平。qRT-PCR和免疫荧光结果显示AMPB或/和POS对小鼠脑组织及BCECs细胞中的P-gp和BCRP基因及蛋白表达均无显着影响。将小鼠随机分成5组,即AMPB组、AMPB+POS组、AMPB+Zosuquidar组、AMPB+Ko143组和AMPB+Elacridar组,每组6只。连续给药4天后,收集小鼠血浆和脑组织,采用HPLC法检测血浆、脑组织中AMPB的含量。结果显示:与AMPB组相比,POS联合AMPB在显着降低血浆中AMPB浓度的同时增加其脑组织浓度,也显着增加脑组织与血浆中AMPB药物浓度比值。而P-gp抑制剂Zosuquidar、BCRP抑制剂Ko 143、P-gp和BCRP的双重抑制剂Elacridar对AMPB血浆和脑组织中的浓度均无显着性影响。将 BCECs 分为 AMPB、AMPB+POS(2.0μg/mL、4.0 μg/mL和8.0 μg/mL)、AMPB+Zosuquidar、AMPB+Ko143、AMPB+Elacridar 和 AMPB+血清白蛋白(Albumin),共 8组,37℃孵育,分别在30 min、60 min、120 min和180 min收集细胞样本,采用HPLC法检测BCECs摄取进入细胞内的AMPB的含量。结果显示,与AMPB组比较,不同浓度的POS、Zosuquidar、Ko143以及Elacridar均对BCECs摄取AMPB无显着性影响,而Albumin则可以明显抑制BCECs对AMPB的摄取。将小鼠随机分为3组,即空白对照组(Control)、两性霉素B组(AMPB)、两性霉素B+泊沙康唑组(AMPB+POS),连续给药4天,末次给药后4h收集心、肝、脾、肺、肾、肌肉、血浆,采用HPLC法检测各组织中AMPB的含量,同时检测血浆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DBIL),肌酐(Creatinine,CREA)的量。结果显示,POS与AMPB联用后,较单用AMPB组相比,AMPB在肝、肾、肺的浓度较其单用均有显着提高。单用AMPB组和POS+AMPB组较空白对照组相比,均能够增加肝细胞的损伤和导致肾功能的恶化,表现为血浆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血肌酐(CREA)水平的明显增加,但胆红素水平各组间无显着性差异。较单用AMPB组相比,POS+AMPB组肝、肾功能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四章:泊沙康唑影响两性霉素B透过血脑屏障的被动转运机制研究在排除了 P-gp和BCRP等跨膜转运蛋白的作用之后,细胞摄取实验中Albumin对BCECs摄取AMPB的限制提示我们:两者很可能存在“分布相”相互作用,即通过竞争血浆蛋白结合导致游离药物浓度变化从而增加脑组织浓度。用正常小鼠血浆分别配置 AMPB、AMPB+2.0 μg/mL POS、AMPB+4.0 μg/mL POS、AMPB+8.0 μg/mL POS和AMPB+16.0 μg/mL POS五组溶液,通过平衡透析方法检测POS对AMPB与Albumin结合的影响。同时用正常小鼠血浆分别配置AMPB、AMPB+2.0μg/mL POS、AMPB+4.0 μg/mL POS、AMPB+8.0 μg/mL POS 和 AMPB+16.0 μ g/mL POS五组溶液,通过超滤法检测POS对AMPB与Albumin结合的影响。平衡透析和超滤实验结果均显示,与AMPB组相比,4.0 μg/mL、8.0 μg/mL和16.0 μg/mL的POS可以显着的增加血浆中游离型AMPB的量。进一步利用分子对接及分子动力学评估POS、AMPB与Albumin的结合潜力和稳定性,分析其潜在结合位点及氨基酸残基,模拟二者之间的结合方式。分子对接和分子动力学结果表明:与AMPB相比,POS与Albumin有更强的结合潜能,POS、AMPB与Albumin的结合位点存在部分重叠,两药均能与ARG218和ASP451结合。采用SPR分别计算AMPB和POS与Albumin的结合速率常数、解离速率常数,同时应用了 POS干扰AMPB与Albumin结合实验。结果显示:POS与Albumin的亲和力强于AMPB,POS的存在可以影响AMPB与Albumin的结合,且呈现浓度依赖性,POS可使AMPB游离药物量增加。但POS不影响AMPB与α-酸性糖蛋白(α-acidic glycoprotein,AAG)的结合。通过RNA-seq分析其他可能的机制;将BCECs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AMPB组和AMPB+POS(4.0μg/mL)组,采用RNA-seq寻找三组细胞之间差异表达的基因,并用Western Blot检测差异基因的蛋白表达水平。RNA-seq结果显示:空白组、AMPB组和AMPB+POS组存在14个共有的差异表达基因,其中与血脑屏障的紧密连接(Tight Junction,TJ)蛋白相关基因2个,分别为EGR-1和PDGF-B。Western Blot验证结果显示各组EGR-1和PDGF-B的蛋白表达无显着差异。结论:1.川渝地区三家医院CNM患者中,86.2%的患者诱导期使用了 AMPB为核心的联用方案,联用方案相比单独AMPB方案的疗效好,但其有效率仍不足60%;2.AMPB和POS体外无协同抗菌作用,病理和菌落计数结果显示与单用AMPB或POS相比,体内POS+AMPB联合治疗CNM效果最优,本研究首次证明这种疗效的增加是由于POS和AMPB联用后显着增加脑组织中AMPB浓度实现的;3.较单用AMPB相比,POS+AMPB可显着增加AMPB在脑、肝、肾、肺组织的浓度。AMPB和POS联用增加脑组织中AMPB浓度与BCECs细胞膜上存在的P-gp和BCRP等主动转运蛋白无关,同时在BCECs水平未发现可增加AMPB脑组织浓度的其它主动转运蛋白;4.AMPB和POS均可与Albumin的ARG218和ASP451氨基酸结合,且POS与Albumin的结合能力强于AMPB,AMPB和POS联用时可导致AMPB与Albumin解离,使其血浆游离药物量增多,通过简单扩散的方式透过血脑屏障是POS增加AMPB脑组织浓度的主要机制;5.POS对血脑屏障相关蛋白EGR-1和PDGF-B的转录有影响,蛋白表达影响不显着,在该过程中POS是否通过影响蛋白表达和蛋白功能改变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和转运蛋白的功能促进脑组织AMPB的浓度增高在本研究尚未发现明显证据,但排除其血脑屏障通透性改变和主动转运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6.本研究首次证实POS和AMPB联用获得治疗CNM小鼠模型的协同作用效果,其主要机制是通过在体内竞争血浆蛋白结合使游离药物增加从而更多进入脑组织实现的,本研究为POS的增加临床治疗适应症提供了理论依据,为AMPB增效提供了新的靶点及思路。
赵鑫[2](2021)在《鱼芩解毒免煎饮片治疗艾滋病合并咳嗽(痰热郁肺证)临床疗效回顾性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回顾性分析湖北省随州市均川镇36例艾滋病合并咳嗽中医辨证论治诊断为痰热郁肺证患者的临床实验结果。研讨鱼芩解毒免煎饮片对该类患者疗效的确凿性及安全性,挖掘鱼芩解毒免煎饮片组方中能抗HIV病毒活性有关药物。为中医药更好地救治艾滋病合并咳嗽的患者提供客观的临床诊疗思路与依据。研究方法:本文选取国家中医药防治艾滋病试点项目实施单位湖北省随州市均川镇温馨家园收治中医辩证属痰热郁肺证,西医确诊为艾滋病合并咳嗽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本次试验共纳入36例患者,通过随机双盲原则将受试人群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18例,两组患者将接受为期一周的鱼芩解毒免煎饮片或空白安慰剂的治疗,并观察入组时患者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与治疗前后中医症状量化积分、咳嗽视觉模拟评分、血常规等变化。并记录危险事件、肝功、肾功、尿粪常规、心电图、肺部平片等安全性指标,将所获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后客观评价鱼芩解毒免煎饮片临床疗效性与安全性。采用描述性统计学分析列举芩解毒免煎饮片方中抗HIV病毒活性药物与作用靶点,并探讨方中单味中药作用机制与用药目地。结果:在总体疗效方面,治疗组治愈率为100.00%优于对照组88.89%。经统计学分析发现治疗组中医总体症状积分、咳嗽、咳痰与对照组对比呈明显下降趋势,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胸部平片恢复正常人数较治疗前明显增多,组内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在咳嗽视觉模拟评分,腰膝酸软、畏寒肢冷等主要症状积分,发热、乏力等次要症状积分前后比较不存在显着性差异(p>0.05)。治疗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组内比较胸部平片结果有显着性差异,(p=0.01<0.05),表现为胸部平片正常结果人数增多。余入组患者肝功、肾功、尿粪常规、心电图等安全性指标治疗前后比较均不存在显着性差异(p>0.05)。通过中国知网、Pub Med等数据搜索平台检索到鱼芩解毒免煎饮片组方中黄芩、金银花、甘草、桔梗能在HIV病毒复制阶段作用于不同靶点发挥抗病毒作用。结论:鱼芩解毒免煎饮片在改善艾滋病合并咳嗽患者总体症状,缓解患者咳嗽、咳痰,帮助患者肺部平片恢复正常、缩短病程、稳定病情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HIV病毒复制且安全性高无毒副作用可运用于临床治疗的方剂,为治疗艾滋病合并咳嗽痰热郁肺证提供了新的诊疗路径和思维。
刘玉婷[3](2021)在《生命伦理学视域下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研究 ——以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中心》文中提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前公布,该事件引起全球科学界等对其安全性以及伦理性的热议。近来,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给科学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同时也在伦理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挑战。CRISPR/Cas基因编辑技术,作为现代最为方便、快捷、高效和低廉的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已被很多人掌握和运用,该技术以极快的速度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中带来的伦理问题展开讨论,结合生命伦理学原则予以剖析论证,并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措施建议。在介绍选题缘由及研究综述基础上,本文第一章对于基因编辑技术以及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予以梳理由此引出“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大致分为体细胞基因治疗、生殖细胞基因治疗、体细胞基因增强和生殖细胞基因增强。目前可以合法应用在临床的只有体细胞基因治疗。基因增强作为一种“基因优化”会涉及到诸多伦理问题,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会使修改后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进而影响人类基因库。第二章梳理现有生命伦理学原则,把“敬畏生命”原则和比彻姆四原则作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伦理审视的依据。生命伦理学原则虽然表述不同,但是有着众多相似的价值内核。原则与原则之间也没有绝对的优先级,原则之间是平等的,不过在具体的伦理应用情景中可能存在优先级。敬畏生命原则、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公正原则和有利原则以作为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伦理风险解决的突破口。敬畏生命原则启示我们生命没有高低贵贱,要尊重生命的多样性,不要试图“扮演上帝”。即使一个人没有“工具性价值”,他的生命也并不是没有意义,没有人有权利对其绝育或者基因改造。同时,基因决定论的思想暗含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人们在看待基因编辑技术时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即认为基因改造可以决定人未来的性状,也就是“基因决定论”思想;尊重自主原则启示要做好充分的知情同意;有利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启示我们要建立合理的“风险收益比”,尽可能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公正原则启示我们充分考虑程序公正、机会公正等问题。第三章集中探讨“基因编辑婴儿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并结合生命伦理学原则,从生命伦理学视角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予以进一步探究。本文认为“基因编辑婴儿”属于生殖细胞基因增强,不仅会影响下一代基因,而且存在社会公平风险、权利风险、生命价值风险等伦理风险。在权利风险中,基因编辑婴儿没有做到“真正的”知情同意。父母这种妄图修改后代基因的行为本身侵犯了后代开放性未来权利,让其不再是“自己未来生活的唯一作者”。同时,基因编辑技术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人的基因隐私权的保护,基因隐私不仅仅是个人隐私,也是群体隐私,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结合个人知情同意和群体知情同意。在社会公平风险中,基因增强这种“追求完美”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公平风险。基因增强已超过了治疗的目的,旨在提高人的性状和能力。它会降低人后天努力的价值、消解人对于“自然天赋”的尊重,使人不再对生命抱有一颗敬畏之心。基因增强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引发社会上严重的基因歧视。在人类生命价值风险中,基因增强消解了自然人和自然家庭的“自然性”,使得自然人和自然家庭不再是“道德选择之前不可选择的”道德伦理的逻辑起点。此外,基因增强损害了后代的尊严,也存在危及人的完整性的问题。第四章结合生命伦理原则的指导,在伦理审查机制、临床应用法律法规、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四个方面,提出操作性较强的建议。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4](2021)在《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文中研究表明博物馆不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展示、教育和休闲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它是现代语境下文化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场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数字化的生物医学的21世纪,博物馆正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构建和提升博物馆公共性和民主性方面。博物馆的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如何创生和提高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就成为了本论文研究讨论的重点。全文主要以艺术的亲和性与数字科技的传播性为视角,以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展览藏品、公众教育和公共空间的多重维度为切入点,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讨。首先,从回顾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开始,以医学知识的传承记载、人体标本的收藏保存和医学教育为主轴,总结医学博物馆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医学发现。接着从回顾艺术与医学的交融演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艺术对医学的发展进步和传承的历史贡献,艺术品本身和博物馆治疗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的疗愈功效。其次,结合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拓展了医学博物馆改革的思维模式,讨论了如何在展品和展览空间的设计中注入艺术审美概念,探索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来提升医学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众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借鉴最前沿的重组教育的理念,分析了在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普及教育中如何形成新的学习生态系统,以自主导向的体验式、社会性和分散式学习为特征,创造出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开放的公共场域的新型医学博物馆空间,有效地达成普及健康卫生教育的重要职能。探究了在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后真相时代,医学博物馆在公众健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提出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策略。接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公众化的视角,阐述了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从而打破现有文化区隔的可能性,推演了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医学博物馆的健康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最后,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作为理论原点,首次提出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结合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究在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再生产模式、路径及其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策略,展望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对社会福祉和健康文化的贡献。希望该研究结果能为传统医学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和公众健康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李月飞[5](2021)在《HIV-1长期不进展者接受ART治疗后免疫特征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少数HIV-1感染者可长期自发控制病毒感染和临床进展,不发展为艾滋病病人,称为长期不进展者。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可以控制病毒复制,但不能根除感染的病毒并恢复患者的免疫反应。了解HIV-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长期不进展者(long term non-progressors,LTNPs)的长期结果、免疫、相关分子机制情况,探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HIV-1长期不进展者的生存情况,宿主免疫特征的改变,及其维持HIV-1长期不进展的分子机制,为进一步研究艾滋病功能性治愈及HIV疫苗的进一步研发提供新思路。方法:于2011年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招募HIV-1长期不进展者80名,该人群至2019年12月31日因死亡或失访,造成删失42人,现存活38人。存活38人均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年龄、抗病毒治疗时间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案为匹配条件,对病例组进行1:1匹配,以HIV进展者+ART为对照组。取LTNPs+ART及HIV进展者+ART的外周血,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3/CD16/CD56/CD69各表型的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比例和CD4/CD25/CD127/foxp3/CD69/CD39各亚组的Treg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比例,使用微量样本多指标流式蛋白定量技术、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检测评估NK和Treg细胞功能的细胞因子水平。使用多重细胞因子试剂盒检测评估20种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以及,从GSE108297获得全血,PBMC,CD4+和CD8+T细胞的基因表达谱。进行了共表达分析以评估强和弱应答的HIV控制者(HIV Controllers,HICs)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Screening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富集分析被用来探索DEGs的生物学功能。使用Lasso Cox模型筛选具有常见DEGs的关键基因。然后,通过富集分析计算HICs和HAART的免疫评分。通过流式细胞仪,RT-PCR和Western blot分析验证了CD4+和CD8+T细胞关键基因的含量。结果:1、纳入LTNPs+ART和HIV进展者+ART各38名。LTNPs+ART组CD3-CD56+和CD3-CD16+NK细胞亚组表达频率低于对照组(P=0.024、0.035);LTNPs+ART组NK细胞细胞因子(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介素-18)水平高于HIV进展者+ART组(P<0.001)。2、LTNPs+ART组Treg细胞亚组表达频率高于HIV进展者+ART组;LTNPs+ART组Tregs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白细胞介素-10、白细胞介素-35、白细胞介素-6和干扰素-γ,和趋化因子C-C-基元配体-17和CC-基元配体-21)水平高于HIV进展者+ART组。3、绝大部分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在两组间显示出显着差异,且LTNP-EC+c ART组显示出等高水平,除白介素35和C-C-基元配体-3差异不明显。除白介素18与CD4+T细胞计数呈现负相关以外,其它细胞因子与病毒载量和CD4+T细胞计数均为显示出线性关系。4、DEGs聚集成24个共表达模块。与一般免疫反应相关的DEGs与强反应的HICs相关性最高,而主要与凋亡过程相关的DEG与弱反应的HICs相关性最高。中心基因CD8A和CCT2以及关键基因TMEM132C和S100A9是HICs和HARRT中的DEGs。免疫评分和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全血中HICs的CD4+和CD8+T细胞低于HAATR。实验证实了关键基因在HICs和HAART中的表达。结论:接受治疗的LTNPs表现出较低的细胞毒性,但相对比接受治疗的HIV进展者NK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水平较高;接受治疗的LTNPs拥有较高比例的Tregs,且相对比接受治疗的HIV进展者Tregs表现出较好的免疫抑制作用;经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相对比于HIV-1进展者,LTNPs显现出更高的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提示更强烈的持续性的慢性免疫激活和免疫抑制,提示对HIV-1长期非进展性精英控制者进行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对其自身免疫重建并无害处;这项研究中确定的关键基因突出了HICs的强应答能力,可帮助免疫系统控制HIV-1感染。这些结果对于开发治疗靶标将是有用的。
陈本川[6](2021)在《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多重耐药性新药——福替沙韦缓释片(fostemsavir extended-release tablets)》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是侵袭人类免疫系统的病原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HIV已被美国科学工作者识别,但未引起美国政府重视。至1999年,全球新感染的HIV患者达到最高峰,累计3.16亿例;至2006年,全世界因HIV患者尚无足够有效治疗药物加以控制,HIV感染者发展至晚期,成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简称艾滋病。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CD4+与T淋巴细胞受到大量破坏,使人体免疫功能丧失,易感染各种疾病和恶性肿瘤,死亡率达峰值,累计死亡达195万例。引起世界各国政要、卫生监管部门和民众高度重视和关注。科学工作者深入调查HIV传染性病原体,并着手研制抗HIV药物。第一个抗HIV逆转录病毒抑制药齐多夫定片于2009年7月23日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其后,陆续研制6大类近40多个品种抗HIV药物供临床治疗使用。将不同作用机制抗HIV药物序贯用药或组成复方药物,形成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亦称为鸡尾酒疗法,有效地控制了HIV蔓延和发展。把引起全球谈"艾"色变、死亡率极高的病毒性传染病变成可控可治的慢性传染病。为加强对HIV在全球流行的防控协调,联合国下属6大部门于1996年1月1日在日内瓦成立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UNAIDS),并分别于2001年和2006年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供各国首脑及其代表审议。2014年7月20日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UNAIDS执行主任提出,到2020年实现"90/90/90"目标,即90%HIV携带者知晓自己的状况,90%HIV携带者能接受抗逆转录病毒(ARV)药治疗及90%HIV接受治疗的携带者中检查不到HIV病毒载荷,以及于2030年全球终结HIV感染的愿景。UNAIDS于2020年7月发布《全球艾滋病最新情况》,该报告表明全球抗HIV已取得重大进展。2018年全球新增HIV感染者约170万例,比2010年下降16%。而全球因AIDS相关疾病死亡人数仍高达77万例,要完成到2020年把死亡人数控制在50万以下的目标,困难重重。2018年新增HIV感染病例离至2020年下降75%的全球目标相距甚远。减少新增HIV感染人数、提升治疗可及性、终结AIDS相关死亡进展速度正在放缓。世界卫生组织于2017年7月26日发布《2017年艾滋病病毒耐药性报告》,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抽查11个国家,有6个国家逾10%服药者体内出现对ARV药物耐药的HIV毒株。一旦超过10%这一阈值,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未来5年全球将新增13.5万例死亡和10.5万例新HIV感染者。目前全球3 670万例HIV感染者中,有1 950万例获得ARV药物治疗。出现耐药问题,其原因是感染者无法持续获得高质量ARV药物治疗和护理服务,导致其血液中HIV载量上升,只能改用更昂贵的治疗药物。UNAIDS受慈善基金来源的限制,许多国家难以负担全额费用。出现耐药的感染者也存在将耐药病毒传染给他人的可能性,使情况愈发严重。另一方面,在HAART时代,ARV药物出现治疗失败和耐药性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需要有作用机制不同的新型药物应对此挑战。自十多年前HIV整合酶链转移抑制药问世后,还没有一种新类别的药物加入ARV治疗药物库。福替沙韦(fostemsavir)是HIV融合抑制药,由美国百时美施贵宝(BMS)制药公司研制,对现有的ARV任何药物均有抑制活性。福替沙韦是活性成分替米沙韦(temsavir)的前体药,通过直接与病毒表面的糖蛋白120(gp120)亚基结合,可阻止HIV病毒与宿主免疫系统CD4+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结合,从而抑制HIV感染细胞复制,独特的作用机制使福替沙韦有助于对大多数ARV药物产生耐药性的HIV感染者提高疗效。2014年12月28日,由英、美、日合资的Vii V医药保健公司以14亿美元收购BMS全部在研艾滋病药物。2019年12月5日,Vii V公司向FDA递交福替沙韦缓释片新药上市申请(NDA)。FDA授予该药突破性治疗药物资格,并给予快速通道审评待遇。2020年7月2日,FDA批准福替沙缓释片上市,商品名为Rukobia■。用于治疗曾经尝试过多种ARV药物疗法,由于耐药性、不耐受性或安全性而未能成功治疗的HIV感染者。该文对福替沙韦缓释片的非临床和临床药理毒理学、临床研究、不良反应、适应证、剂量与用法、用药注意事项及知识产权状态和国内外研究进展等进行介绍。
李苗苗[7](2020)在《应用二代测序研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停药病人的耐药特征》文中提出研究意义和目的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可抑制HIV复制,降低病毒载量,提高感染者的预期寿命,并减少新发感染。但ART不能彻底清除HIV,病人需要终身服药,可能会因药物不良反应、经济水平、心理因素等原因导致依从性不好,而停药则是依从性不好的极端表现之一。目前国内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停药期间耐药特征的研究尚不多见,也少有其影响再治疗效果的报道。本研究将通过建立基于二代测序的HIV基因型耐药检测方法,研究停药病人的耐药毒株变化及对后续治疗的影响,为抗病毒治疗的可持续性提供基础数据。研究方法1、本研究采用酶切法构建测序文库,初步建立基于Illumina Miseq二代测序平台的HIV基因型耐药突变位点检测方法。2、选取病毒载量≥1000拷贝/mL的25份HIV 阳性血浆样本,通过文库的均一性、测序深度和覆盖率评价方法的可行性;根据扩增灵敏度、与一代测序序列的核苷酸一致性、批内和批间一致性,评价该检测的准确性、精确性和可重复性。3、采用基于一代和二代测序的基因型耐药检测方法平行检测332份样本,以一代测序结果为标准,评价不同检测阈值下,二代测序法检测耐药突变的灵敏度、特异性等,进一步对该基因型耐药检测方法进行验证。4、通过横断面调查,于2016年我国部分地区纳入停止抗病毒治疗的211名HIV/AIDS病人,利用二代测序检测5%和20%阈值时位点突变情况,对研究对象的调查数据及停药后耐药位点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5、通过回顾性队列调查,观察在河南确山和安徽阜阳两县市的64名停止ART的HIV/AIDS病人,分析病人停药前后病毒载量、CD4+T淋巴细胞数及艾滋病病毒耐药变化情况,以及再治疗病人的病毒抑制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一、建立和评价基于二代测序的HIV耐药检测方法采用酶切法构建文库建立了基于二代测序的HIV耐药检测方法。该方法的平均测序深度为109798×,最低测序深度为10000×,可覆盖PR和RT区具有临床意义的耐药突变位点对应的基因区域。本研究中,NGS能检出Sanger测序检出的所有突变位点,当位点突变频率高于10%时,两种测序方法的检测结果完全一致;同一样本的4次重复试验结果间无差异;野生株pNL4-3质粒的可重复性结果显示无额外突变的存在,表明该方法较稳定。当阈值设为1%或5%时,基于一代及二代测序的检测方法间具有统计学差异,1%阈值时,两方法间的一致性较低(κ=0.0941),随着阈值从1%升高到20%,二代测序的敏感度随之降低,而特异性从16.7%上升到94.7%。此外,5%以上阈值的二代测序结果中无非特异性突变位点如K65ER、D67GEN、F77L、L100VI的存在,但在1%阈值下出现频率较高。耐药结果显示1%阈值的NGS可检测到56.9%没有被SS检测到的突变位点,但3.6%的病人耐药位点突变频率在20%以上却只被NGS检测到;有0.9%的病人耐药位点未被NGS检测到而是被SS检测到,主要是由混合碱基引起的。二、2016年部分地区停药病人耐药情况的横断调查结果分析横断面调查共纳入211例停药的HIV/AIDS病人,在2010-2014年间接受ART,停药前服用的药物以含3TC的一线药物为主。有174名停药病人的病毒载量≥1000拷贝/mL。耐药结果显示55(26.1%,55/211)例病人出现耐药突变位点,耐药位点以 M46VI、K65R、K103N、E138AG、G190AE 为主。停药 1-12个月病人中有80.7%的人病毒载量≥1000拷贝/mL,停药12个月及以上病人的病毒载量≥1000拷贝/mL的比例为84.3%。其中停药1-12个月的病人中有27.5%人携带耐药位点,而停药12个月及以上的病人中有24.5%人携带耐药位点。停药时间与病毒载量,耐药率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停药时间越长,病毒载量≥1000拷贝/mL的比例就越高(p<0.0001),而耐药率越低(p<0.0001)。此外,结果显示HIV/AIDS病人停药1-12个月后可以检测到PIs突变位点如D30N、M46VI、Q58E、N88D,NRTIs 突变位点如 K65R、D67G,以及NNRTIs 突变位点 K103N、V106AM、E138AG、V179DE、G190AE、Y188CL、P225H;病人停药 12 个月及以上时仍存在的位点有 M46VI、K65R、K103N、E138AG、V179DE、G190AE 和 Y188CL等。三、河南安徽部分最早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停药病人的耐药情况分析本部分研究纳入的停药病人于2003-2004年开始接受ART,停药前治疗方案以早期一线方案(AZT/d4T+ddI+NVP)为主。停药前有64人,停药12个月和24个月后分别随访到52人和40人。按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治疗后病毒载量在1000拷贝/mL以下的为病毒抑制。将病人按停药前的病毒载量分成两组,病毒载量低于1000拷贝/mL为病毒抑制组,高于或等于1000拷贝/mL为病毒未抑制组。结果显示病毒抑制组的30名病人停药后12个月和24个月病毒载量≥1000拷贝/mL所占比例分别是84.0%(21/25)、100.0%(21/21);病毒未抑制组的病人停药后病毒载量仍在1000拷贝/mL以上。停药病人CD4+细胞中位数由停药前的285(IQR 175-443)个/μL分别下降为停药12个月和24个月后的223(IQR 111-345)、282(IQR 177-348)个/μL。结果显示NRTIs中耐药位点以K65RE为主,它和V75TIA和Q151M位点在停药12个月后仍然存在,而M41L、K70N、L74V、F116Y、K219E等耐药位点在停药12个月后便消失;NNRTIs耐药位点出现最多的是K103N(95.2%)、Y181C(38.1%)和G190A(19.1%),随着停药时间的延长这些耐药位点逐渐减少,但停药24个月后仍可检出,有些耐药位点(如K101E、H221Y、F227L、M230I、K238NT和Y188L)在停药12月或24月时已检测不到。单个氨基酸突变进化压力及协同突变分析结果显示突变位点L74V和V75T的消失分别与位点K103N、Y188L有关,此外,L74V、Q151M和T215Y均受位点Y181C的影响。结合回顾性队列随访中停药病人位点消失情况发现,突变位点L74V和Y181C一起消失的占9.5%;突变位点Q151M和Y181C一起消失的占4.8%,同样有4.8%的病人其T215Y位点和K103N、Y181C突变位点一起消失。再次治疗后病毒抑制情况的COX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停药病人的性别、停药时长及ART方案是病人再治疗后病毒抑制的影响因素。虽然再治疗前病人所携带的突变频率在5%以上的位点对停药病人再治疗后的病毒抑制情况无影响,但5%阈值对NRTIs和NNRTIs均耐药的停药病人再治疗后有病毒抑制率较低的趋势。研究结论1.酶切法构建的测序文库在pol基因区域分布均匀,可满足基于二代测序法的HIV耐药基因型检测的要求。2.建立的基于二代测序的HIV基因型耐药检测方法,其准确度、可重复性和精确性较好。与一代测序结果比较,在5%阈值时准确性、敏感度和特异性均较高,可检出低频耐药位点。3.接受ART的HIV/AIDS病人停药后,其体内的病毒载量升高而CD4+细胞数下降。突变位点如K65R、L74V、V75T、Q151M、Y188L、H221Y等随停药时间逐渐消失,且L74V、Q151M与Y181C突变位点一起消失,而K103N、E138A和G190A等NNRTIs突变位点可在停药12-24月后仍存在,但位点突变频率随停药时间延长而下降。4.停药病人的性别、停药时长及ART方案是病人再治疗后病毒抑制的影响因素。
孙艾丝[8](2020)在《含整合酶抑制剂方案治疗云南省HIV/AIDS患者疗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接受含整合酶抑制剂(INSTIs)DTG和RAL方案治疗HIV/AIDS患者48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采用双向性队列研的方法,以云南省传染病医院从2008年1月至2019年1月收治的使用含INSTIs方案治疗的148名HIV/AIDS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抗病毒治疗方案分为使用DTG方案组和RAL方案组,针对所有入组病例分析其在48周ART过程中治疗前基线和治疗后4周、8周、12周、24周和48周的血常规、血脂血糖和肝肾功指标变化的差异;病毒学指标的主要观察终点为48周HIV-1RNA<50拷贝/m L患者的比例,针对所有入组患者作为意向性分析(Intention-To-Treatment,ITT),对符合试验方案完成随访的病例进行符合方案分析(Per-Protocol,PP);免疫学指标的主要观察终点为48周CD4+T/CD8+T、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CD4+T%的变化趋势和达到CD4+T/CD8+T≥1、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u L以及CD4+T%≥29%水平在两方案间所需时间的差异;分析所有入组患者在48周内有记录的不良反应以及与INSTIs相关的停药发生率及停药原因。最后,对ART过程中治疗失败发生非INSTIs相关耐药的人群进行耐药位点及药物敏感性分析。结果: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共有148例患者符合研究条件,其中基线使用RAL方案有91例,使用DTG方案有57例。1、48周ART过程中检测到在血脂、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方面两种方案具有相似的疗效;2、48周HIV-1<50拷贝/m L的患者比例两种方案在PP组和ITT组中为(ITT:DTG方案组占82%,RAL方案组占71%;PP:DTG方案组占84%,RAL方案组占82%),DTG组和RAL组在48周HIV-1<50拷贝/m L水平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3.406,P=0.065);3、48周免疫学指标均达到CD4+T细胞计数>500个/u L、CD4+T%>29%、CD4+T/CD8+T>1的比例DTG组为20.12%,RAL组为18.25%,校正后差异为-0.021(95%CI:-0.564~0.502,P=0.824),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中枢神经系统症状,DTG组占14%,RAL组占13%;其次是胃肠道不良反应,DTG组占11%,RAL组占12%。由中枢神经毒性导致更换方案的危险因素分析中与DTG组相比,RAL组导致的停药风险更低(HR:0.44,95%CI:0.21-0.95,P=0.036);5、在ART经治患者中16例发生非INSTIs耐药,其中6例为C亚型,5例为CRF01_AE,3例为CRF07_BC,1例CRF08_BC,1例为B亚型。在任意NRTIs突变中,以K70R占70.6%和M184V占62.5%最常见,在任意NNRTIs突变中,最常见的是179D占35.3%和227L占35.3%,其次是K103N占29.4%。结论:1、DTG方案与RAL方案治疗的患者在48周表现出较为相似的病毒抑制率,同时尽早得开始ART更有利于抑制HIV-1的复制。2、DTG和RAL方案对HIV患者抗病毒治疗48周内各系统的变化相似,DTG对血脂和肾功能的影响较明显,而RAL对肝功能的影响较明显。在选择任意含DTG或RAL方案治疗时应定期检测血脂及肝肾功能。3、虽然与RAL相比,DTG组患者的神经精神症状确实更为常见。但总的来说,这些不良反应仍然相对少见。患者在接受ART的过程中规律地监测对于早期发现神经毒性很重要。如果DTG出现神经精神副作用,转换方案为另一种INSTIs或PIs仍然可以有效抑制病毒的复制。
周欣[9](2020)在《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患者募穴红外温度变化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以男男性行为者(MSM)AIDS期患者为受试对象,通过对疾病组和健康组募穴红外温度变化差异的比较研究,及募穴红外温度与血清HIV病毒载量和末梢血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相关性研究,探索募穴红外温度变化反映AIDS患者病症的特异性效应,论证特定穴理论的科学性,为针灸临床诊疗中应用特定穴提供新的生物医学证据。材料(对象)与方法:疾病组试验对象委托NGO组织(沈阳市爱的援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招募,选取MSM人群确诊艾滋病期患者48例,并收集受试者临床资料包括血清病毒载量和末梢血中CD4细胞计数信息。纳入标准:疾病组为MSM人群的男性,有同性肛交史;年龄18-60岁;符合《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版)HIV感染者AIDS期诊断标准;无内科疾病症状和体征者;无皮肤感染者;意识清楚,知情并自愿参加实验,签署知情同意书者。健康对照组25例男性自愿者体检已排除HIV感染;年龄18-60岁;无内科疾病及皮肤感染症状和体征者;意识清楚,知情并自愿参加实验,签署知情同意书者。应用红外热成像技术拍摄48例MSM人群AIDS患者(疾病组)和25例健康自愿者(对照组)的红外热图,在红外热图上采集十二脏腑的募穴红外温度(6个单穴,6对双穴,共18个测温点)以及玉堂穴的温度。以募穴的红外温度(绝对温度)均值以及募穴的红外相对温度(募穴红外相对温度=募穴红外温度/玉堂穴红外温度)为观察指标,通过对比分析MSM人群AIDS患者与健康自愿者组间同名募穴红外温度变化的差异,探讨MSM人群AIDS期患者募穴的红外温度特异性表现。并应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方法进行募穴红外相对温度与血清病毒载量和末梢血CD4细胞计数相关性的研究,论证募穴反映病症特异性效应的科学性。结果:1.疾病组患者十二募穴红外温度均值均高于健康对照组。2.疾病组和健康组组间同名募穴红外相对温度比较试验结果显示:(1)关元穴与中极穴的红外相对温度两组间有极其显着的统计学差异,P?0.05。(2)其余募穴红外相对温度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3.疾病组十二募穴红外相对温度与血清中HIV病毒载量及末梢血CD4+T淋巴细胞计数相关性结果显示:(1)巨阙、中脘、左侧天枢、及左侧期门穴红外相对温度与血清病毒载量为正相关,相关系数显着性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这四个测温点红外相对温度与血清病毒载量相关系数г?0.4,说明相关程度属于弱相关;(2)除上述四个测温点的其它测温点红外相对温度与血清病毒载量相关系数г均在-0.3到+0.3之间,相关系数г显着性检验P>0.05,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二者之间无显着相关性。4.所有募穴测温点红外相对温度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相关系数г均在±0.3之间,相关系数г显着性检验P>0.05,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二者之间无显着相关性。结论:1本试验关元和中极红外温度特异性升高的结果符合红外热成像诊断作用机制,反映出MSM人群AIDS期患者以小肠、膀胱等中下焦脏腑及其经络受损为主的病症特点,证明了“募穴是相应脏腑病症的反应点”等中医特定穴理论以及“膀胱经经别别入肛中”等脏腑经络理论的科学性。2十二募穴红外温度与血中病毒载量和CD4细胞计数相关性的差异性表现反映出HIV的多样性和变异性,符合AIDS患者的免疫发病机制和临床规律。说明了中医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个体化治疗的治疗原则具有先进性,提示依据中医整体观念对HIV感染者进行个体化辩证施治的必要性。
邹嘉曦[10](2020)在《艾滋病HAART后免疫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特异性microRNA表达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比较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无证可辨患者与健康人之间microRNA差异表达谱,寻找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特异性表达m icro RNAs,旨在从microRNA层面探索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生物学基础,为艾滋病的中医证候研究提供生物学依据。方法运用基因芯片技术分别对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无证可辨患者与健康对照者血浆中的microRNA进行检测。运用Gene Spring GX软件分析基因芯片检测结果中microRNAs的表达情况,对特异性表达的microRNAs进行GO和Pathway分析。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对本研究中的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肺脾两虚证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共筛选出11条表达具有显着性差异的microRNAs(P<0.05,FC>2.0),其表达均上调。11条差异microRNAs共预测出3055条靶基因。2、肺脾两虚证组与无证可辨组比较,共筛选出8条表达具有显着性差异的microRNAs(P<0.05,FC>2.0),表达均下调。8条差异microRNAs共预测出5639条靶基因。结论1、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存在差异micro R NA表达谱(P<0.05,FC>2.0),其差异性表达microRNAs分别是mi R-1229-5p、mi R-7150、mi R-6510-5p、mi R-574-5p、mi R-4281、mi R-6850-5p、mi R-3663-3p、mi R-6088、mi R-6089、mi R-6891-5p、mi R-548f-3p,其特异性调控机制可能与调节性T细胞异常免疫激活,CD4+T细胞破坏等相关。2、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患者和无证可辨组存在差异micro R NA表达谱(P<0.05,FC>2.0),其差异性表达microRNAs分别是mi R-320a、m i R-7847-3p、mi R-765、mi R-483-5p、mi R-4306、mi R-6831-5p、mi R-3135b、mi R-6165,其特异性调控机制可能与癌症途径、Wnt信号通路、Erb B信号通路、R as信号通路等通路相关。
二、有一基因影响艾滋病疗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一基因影响艾滋病疗效(论文提纲范文)
(1)泊沙康唑增加两性霉素B脑组织浓度治疗隐球菌脑膜炎的药理学作用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英文摘要 |
中文摘要 |
前言 |
第一章 新生隐球菌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及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分析 |
1.1 资料与方法 |
1.2 结果 |
1.3 讨论 |
1.4 结论 |
1.5 小结 |
第二章 两性霉素B联合泊沙康唑在隐球菌脑膜炎模型小鼠脑组织中药物浓度测定及药效学研究 |
2.1 实验材料 |
2.2 实验方法 |
2.3 实验结果 |
2.4 讨论 |
2.5 结论 |
2.6 小结 |
第三章 泊沙康唑影响两性霉素B透过血脑屏障的主动转运机制研究 |
3.1 实验材料 |
3.2 实验方法 |
3.3 实验结果 |
3.4 讨论 |
3.5 结论 |
3.6 小结 |
第四章 泊沙康唑影响两性霉素B透过血脑屏障的被动转运机制研究 |
4.1 实验材料 |
4.2 实验方法 |
4.3 实验结果 |
4.4 讨论 |
4.5 结论 |
4.6 小结 |
全文总结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基于国内外数据库两性霉素B治疗新生隐球菌脑膜炎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
综述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鱼芩解毒免煎饮片治疗艾滋病合并咳嗽(痰热郁肺证)临床疗效回顾性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表 |
前言 |
1 研究背景 |
1.1 病毒学特征 |
1.2 艾滋病流行病学 |
1.3 课题研究背景 |
1.4 试验研究背景 |
2 临床资料与方法 |
2.1 病例选择 |
2.2 诊断标准 |
2.3 入选标准 |
2.4 排除标准 |
2.5 退出标准 |
2.6 剔除标准 |
2.7 受试者脱落标准与处理 |
2.8 实验设计与方案 |
2.9 疗效评价标准 |
2.10 医学伦理 |
2.11 质量控制 |
2.12 统计学处理方法 |
3 结果 |
3.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总体疗效变化 |
3.2 临床证候积分变化 |
3.3 安全性指标分析 |
3.4 鱼芩解毒免煎饮片方中抗HIV病毒活药物分析 |
讨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文献综述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合并咳嗽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附表 1 |
附表 2 |
致谢 |
(3)生命伦理学视域下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研究 ——以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及其存在的问题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1、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临床应用的态度分析 |
2、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风险分析以及伦理重塑建议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意义 |
四 本文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 |
(一)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法 |
2、案例分析法 |
3、跨学科研究法 |
(二)研究目标 |
五 本文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技术应用与伦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引发的生命伦理问题 |
第一节 人基因编辑技术概念 |
第二节 人基因编辑技术应用 |
一 基因治疗 |
二 基因增强 |
第三节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
一 事件经过与热议 |
二 技术价值中立与技术应用伦理问题 |
第二章 生命伦理学原则: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伦理审视的依据 |
第一节 生命伦理学诸原则 |
一 西方生命伦理学原则 |
二 中国生命伦理学原则 |
第二节 “敬畏生命”原则 |
一 敬畏生命原则的内涵 |
二 敬畏生命原则的应用 |
第三节 比彻姆四原则 |
一 自主原则 |
二 不伤害原则 |
三 有利原则 |
四 公正原则 |
第三章 生命原则与伦理审视: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深度考察 |
第一节 技术问题的伦理审视 |
一 技术合理性分析 |
二 技术安全性分析 |
第二节 权利问题的伦理审视 |
一 知情同意权 |
二 后代开放性未来权利 |
三 隐私权 |
第三节 社会公平问题的伦理审视 |
一 追求“完美”的风险 |
二 引起基因歧视的风险 |
第四节 人类生命价值问题的伦理审视 |
一 自然本性 |
二 人格尊严 |
三 人的完整性 |
第四章 小结: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伦理问题的应对措施 |
一 完善伦理审查机制 |
二 加快制定基因编辑技术临床应用相关法律法规 |
三 研究人员增强行业自律 |
四 公众参与和公众舆论监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一)世界博物馆学的研究趋势 |
(二)早期的医学博物馆馆藏研究推动了人文自然科学发展 |
(三)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概况 |
(四)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文献综述 |
(五)艺术和医学的交融促进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传播 |
三、研究方法和论文构架 |
第一章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变 |
第一节 西方医学和医学史的记录和传承 |
(一)史前医学时期 |
(二)远古文明中的医学时期 |
(三)古希腊医学时期 |
(四、五、六)古罗马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时期 |
(七)近现代医学时期 |
(八)后现代医学时代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
一、早期西方医学博物馆 |
二、大众人体解剖博物馆 |
三、卫生博物馆与健康博物馆 |
四、医学相关专科博物馆 |
五、西方医学史和医学博物馆沿革的历史时间轴 |
第三节 欧美医学博物馆的现状和困境 |
一、博物馆在当代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内涵 |
二、欧美医学博物馆现状 |
三、欧美医学博物馆困境成因分析 |
四、欧美医学博物馆发展状况对中国医学博物馆发展的启示 |
第四节 欧美博物馆与其瘟疫主题展 |
一、20 世纪流行传染性疾病的主题教育展与其博物馆 |
二、古老的黑死病与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建立 |
三、其它博物馆的瘟疫教育展 |
第二章 艺术和医学的共同演绎 |
第一节 对人体的研究是艺术与医学的永恒话题 |
一、艺术与医学的交融与萌芽:人体 |
二、艺术与医学的交汇与探究:人体解剖学 |
三、人体艺术的西方具象写实与东方抽象写意 |
第二节 世界名画里的人体和医学 |
一、名画中人物的疾病和健康状况 |
二、名画里反映出画家本人的身体疾病 |
三、名画里反映的医护病患关系 |
四、名画里记录着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 |
五、名画里记录的瘟疫 |
第三节 人体疾病和心理健康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
一、身疾心病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
二、疾病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作用机制 |
第四节 艺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博物馆处方与艺术治疗 |
一、博物馆处方和博物馆治疗 |
二、艺术是一种新型的古老治疗工具 |
三、艺术治疗的形式与主要方法 |
四、绘画治疗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五、艺术博物馆艺术治疗的有效性评估 |
第五节 艺术在医院和临床医学的应用 |
一、艺术有助于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修养 |
二、艺术在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三、医院空间环境的艺术化:绘画、雕塑、色彩和绿化等的治疗效果 |
第六节 生物医学艺术:艺术与医学融合的新趋势 |
一、欧美生物艺术的萌芽时期 |
二、欧美生物艺术的发展阶段 |
第三章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路径 |
第一节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
第二节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重要手段:高新科技的应用 |
一、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内涵 |
二、医学博物馆的艺术化离不开科技化 |
第三节 人体和医学展品的标本固定和保存的艺术化 |
一、制成木乃伊(Mummification) |
二、蜜渍法(Mellification) |
三、古代防腐剂和福尔马林固定保存法(Formalin fixation) |
四、现代防腐剂:化学和物理方法综合使用(Embalming) |
五、人体冷冻(Cryogenics) |
六、塑化技术保存人体标本(Plastination) |
第四节 电子科技发展衍生人体艺术品:数字人体和数字解剖标本 |
一、人体生物医学标本的数字化 |
二、数码人体:电脑合成的三维人体 |
三、人体虚拟尸体解剖 |
四、3D-打印的人体器官标本 |
五、医学数字产品和数字艺术品 |
六、生物医学艺术作品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展陈设计的艺术科技化 |
一、围绕展品医学内涵和展览主题,强调知识性并突出审美感 |
二、展陈空间中的科技、医学和艺术的融合 |
三、应用数字医学标本和增强现实及虚拟空间:创造艺术化的虚拟场景 |
四、虚拟艺术的传播作用与意义 |
第六节 未来科技化的医学博物馆的表征 |
一、博物馆的线上数字展览 |
二、虚拟医学博物馆 |
三、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和医学智能博物馆 |
第七节 人体艺术标本和生物艺术品之伦理问题 |
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讨论 |
二、海根斯塑化人体艺术的伦理道德问题 |
三、生物医学艺术的伦理问题与特点 |
第四章 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及公众教育 |
第一节 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与博物馆教育改革 |
一、当代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挑战 |
二、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和学习网格模式 |
三、后真相时代博物馆教育的公信力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 |
一、传授医学知识是医生的重要职责 |
二、医学博物馆是医学教学的重要课堂 |
三、人体解剖也是早期艺术家的专业课 |
四、医学博物馆专业教育的现状 |
第三节 西方医学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一、早期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公众卫生健康教育普及 |
三、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内容 |
四、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的现状与策略 |
第四节 医学博物馆不可替代的的公众教育特色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挑战 |
一、传统医学博物馆和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差别 |
二、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问题 |
三、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的意义 |
第六节 现代医学健康公众教育有关主题展的实例解析 |
一、心脏主题展 |
二、大脑主题展 |
三、人体解剖生理的公众教育:玻璃人和透明人人体模型 |
四、灵活机动的博物馆公众教育:微型主题展 |
五、人体生物科学技术内容主题展 |
第五章 拓展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 |
第一节 消失的边界: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与边界拓容 |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与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 |
二、当代艺术和博物馆的公共性 |
三、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价值与实践意义 |
第二节 当代医学博物馆公共性应有的审美表征 |
一、生物艺术品和新标本艺术赋予新的审美特征 |
二、艺术再造医学博物馆现代展陈语境 |
三、艺术融入医学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 |
四、医学和艺术并行:医学艺术混合展 |
五、医学和艺术的融合:医学专家和艺术家合作 |
第三节 医学美术在传播医学知识和拓展公共性上的作用 |
一、医学美术的传播力:一图胜过千百字 |
二、医学插图展现艺术家和医学的完美融汇 |
三、超级写实主义雕塑表现人体医学的科学细节 |
四、医学三维动画展示生命和疾病的机制 |
第四节 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
一、用普惠美学思想指导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建设 |
二、医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多学科专业的培训 |
三、数字时代展陈设计中文化再生产的新模式 |
四、建构新型博物馆教育模式与加强公众健康知识的传播 |
五、医学博物馆需融合市场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运营模式 |
第五节 解析公共性的典型案例:惠康医学博物馆 |
一、惠康信托基金会和惠康典藏博物馆 |
二、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一:公众参与共建文化民主 |
三、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二:当代艺术融合医学艺术 |
四、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三:分享主义与资源共享 |
五、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四:公共性和精英性共存 |
第六章 走向未来的大医学艺术博物馆 |
第一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的界定与意义 |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溯源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形成的背景 |
三、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多元化的特点 |
第二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作为公共性的文化空间生产 |
一、增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公众影响力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
三、加强医学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审美表征 |
第三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线上线下的运作机制 |
一、线上大医学博物馆的运作机制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
三、医学健康普及的不仅是医学科学也是社会文化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为中心的社区文化健康与福祉联盟 |
第四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建设的(SWOT)可行性分析 |
一、机会与威胁分析(OT)主要是对环境和时势的分析 |
二、优势与劣势分析(SW)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评估 |
三、博物馆企业家在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作用与职能 |
第五节 构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策略 |
一、打造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特色品牌 |
二、寻求艺术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三、寻求医学专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与医学机构及博物馆的合作 |
五、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展要围绕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 |
六、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社教部门的规划要反映新时代的述求 |
七、大医学艺术博物馆要应用在多元文化空间生产的管理思维 |
八、大医学艺术博物馆需要寻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国际合作 |
结束语 |
附录一 、欧美十大医学博物馆 |
附录二、图版索引(按前后顺序)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后记与致谢 |
附件 |
(5)HIV-1长期不进展者接受ART治疗后免疫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 研究对象 |
1.1 纳入标准 |
1.2 排除标准 |
2 研究内容 |
3 研究方法 |
3.1 样本采集 |
3.2 实验室检测 |
4 数据处理 |
5 伦理声明 |
6 质量控制 |
7 技术路线图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综述 感染 HIV-1 长期不进展者免疫学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导师评阅表 |
(6)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多重耐药性新药——福替沙韦缓释片(fostemsavir extended-release tablets)(论文提纲范文)
1 非临床药理毒理学 |
1.1 致畸、致突变 |
1.2 对生殖能力的影响 |
2 临床药理毒理学 |
2.1 作用机制 |
2.2 药效学 |
2.2.1 在细胞培养内的抗HIV-1活性 |
2.2.2 有效组分替米沙韦对HIV-1AE亚型病毒株的活性降低 |
2.2.3 与其他抗病毒药物联用的活性 |
2.2.4 在细胞培养内培育耐药病毒株 |
2.2.5 HIV-1基因型治疗第8天的应答率 |
2.2.6 HIV-1基因表型治疗第8天应答率 |
2.2.7 临床试验受试者的耐药性 |
2.2.8 交叉耐药性 |
2.2.9 心脏电生理学 |
2.3 药动学 |
2.3.1 吸收 |
2.3.2 分布 |
2.3.3 消除 |
2.3.4 代谢 |
2.3.5 排泄 |
2.3.6 多次服药后TMR药动学 |
2.3.7 特殊人群药动学 |
3 临床试验 |
3.1 临床试验概况 |
3.1.1 临床实验入选标准 |
3.1.2 临床实验排除标准 |
3.1.3 临床疗效主要观察指标 |
3.1.4 临床疗效次要观察指标 |
3.2 临床试验一 |
3.2.1 临床疗效评价主要观察指标 |
3.2.2 临床疗效评价次要与其他观察指标 |
3.3 临床试验二 |
3.3.1 患者疾病基线特征 |
3.3.2 临床疗效评价主要观察指标 |
3.3.3 临床疗效评价次要与其他观察指标 |
4 不良反应 |
4.1 临床试验一 |
4.2 临床试验二 |
5 适应证 |
6 剂量与服法 |
6.1 剂型与规格 |
6.2 推荐剂量与用法 |
7 禁忌证 |
8 用药注意事项与警示 |
8.1 免疫重建综合征 |
8.2 QTc间期延长超过推荐剂量 |
8.3 HIV-1患者合并感染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有促使肝转氨酶升高的风险 |
8.4 药物相互作用促使发生不良反应或丧失病毒学应答的风险 |
8.5 妊娠妇女用药 |
8.6 哺乳期妇女用药 |
8.7 儿科用药 |
8.8 老年患者用药 |
8.9 肾损伤患者用药 |
8.10 肝损伤患者用药 |
9 知识产权状态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
(7)应用二代测序研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停药病人的耐药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表 |
前言 |
第一部分 建立基于二代测序的HIV基因型耐药检测方法 |
引言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结果 |
讨论 |
本部分小结 |
第二部分 利用二代测序技术分析抗病毒治疗停药病人的耐药特征 |
引言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结果 |
讨论 |
本部分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深度测序在HIV研究领域的应用 |
参考文献 |
个人介绍 |
发表文章 |
致谢 |
(8)含整合酶抑制剂方案治疗云南省HIV/AIDS患者疗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说明 |
第1章 前言 |
1.1 艾滋病流行状况简介 |
1.2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简介 |
1.3 整合酶抑制剂抗病毒机制简介 |
1.4 国内外整合酶抑制剂方案研究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方法 |
2.3 统计学分析 |
第3章 结果 |
3.1 HIV患者接受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48周各系统的变化 |
3.1.1 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HIV/AIDS患者48周血液系统的变化 |
3.1.2 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HIV/AIDS患者48周血脂血糖的变化 |
3.1.3 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HIV/AIDS患者48周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
3.1.4 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HIV/AIDS患者48周肾功能指标的变化 |
3.2 HIV患者接受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48周病毒学及免疫学分析 |
3.2.1 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48周病毒学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
3.2.2 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48周免疫学相关指标变化趋势分析 |
3.3 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安全性及非INSTIs相关耐药分析 |
3.3.1 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安全性分析 |
3.3.2 经治患者更换INSTIs方案治疗前耐药情况分析 |
第4章 讨论 |
4.1 HIV患者接受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48周各系统的变化分析 |
4.2 HIV患者接受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48周病毒学及免疫学分析 |
4.3 HIV患者接受DTG方案和RAL方案治疗48周不良反应分析 |
4.4 研究局限性 |
第5章 结论 |
附表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与整合酶抑制剂相关的抗病毒治疗研究新进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患者募穴红外温度变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英文缩略词表 |
前言 |
对象与方法 |
实验结果 |
讨论 |
结论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
附图 |
综述 艾滋病中医治疗的研究概况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致谢 |
(10)艾滋病HAART后免疫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特异性microRNA表达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第一部分 文献研究 |
1.艾滋病的西医研究进展 |
1.1 流行病学 |
1.2 免疫重建不全定义 |
1.3 免疫重建不全的潜在机制 |
1.3.1 骨髓造血功能降低 |
1.3.2 胸腺输出减少 |
1.3.3 免疫激活 |
1.3.4 微生物移位和肠道菌群失调 |
1.4 免疫重建不全的西医治疗 |
2.艾滋病中医研究进展 |
2.1 艾滋病中医病名、病因病机研究 |
2.2 艾滋病中医证候学研究 |
2.3 中医与免疫 |
2.3.1 肺与免疫 |
2.3.2 脾与免疫 |
2.4 免疫重建不全中医治疗 |
3.microRNA研究 |
3.1 microRNA的概念 |
3.2 microRNA的功能 |
3.2.1 microRNA与发育 |
3.2.2 microRNA与免疫系统 |
3.2.2.1 microRNA与免疫细胞的发育和分化 |
3.2.2.2 microRNA与免疫疾病 |
3.3 microRNA作为疾病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
3.4 microRNA在艾滋病中的研究进展 |
3.5 microRNA应用于中医证候学研究现状 |
第二部分 实验研究 |
1.研究目的 |
2.研究对象 |
2.1 病例来源 |
2.2 诊断标准 |
2.2.1 西医诊断标准 |
2.2.2 中医诊断标准 |
2.3 免疫重建不全纳入标准 |
2.4 排除标准 |
3.研究方法 |
3.1 实验材料 |
3.1.1 主要实验仪器与试剂 |
3.2 实验步骤 |
3.2.1 样品采集和运输 |
3.2.2 样本Total RNA的提取和质检 |
3.2.3 Total RNA过柱纯化 |
3.2.4 Total RNA的去磷酸化、标记和杂交 |
3.2.5 芯片清洗及扫描 |
3.3 数据处理 |
4.研究结果 |
4.1 一般资料结果 |
4.1.1 受试者性别情况 |
4.1.2 受试者年龄情况 |
4.2 免疫指标检测结果 |
4.3 聚类分析 |
4.4 差异microRNA筛选 |
4.4.1 肺脾两虚证组与健康对照组间差异microRNA |
4.4.2 肺脾两虚证组与无证可辨组间差异microRNA |
4.5 差异microRNA的靶基因预测和功能富集分析 |
4.5.1 肺脾两虚证组与健康对照组间差异microRNA的靶基因预测和GO分析 |
4.5.2 肺脾两虚证组与无证可辨组间差异microRNA的靶基因预测和KEGG通路分析 |
5.讨论 |
5.1 肺脾两虚证组与健康对照组间差异microRNA分析 |
5.1.1miR-4281 |
5.1.2 miR-574-5p |
5.2 肺脾两虚证组与健康对照组间差异microRNA的 GO分析 |
5.3 肺脾两虚证组与无证可辨组间差异microRNA的 KEGG通路分析 |
结论 |
问题和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综述 microRNA 作为疾病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着及科研成果 |
四、有一基因影响艾滋病疗效(论文参考文献)
- [1]泊沙康唑增加两性霉素B脑组织浓度治疗隐球菌脑膜炎的药理学作用及机制研究[D]. 杨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1(01)
- [2]鱼芩解毒免煎饮片治疗艾滋病合并咳嗽(痰热郁肺证)临床疗效回顾性究[D]. 赵鑫.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9)
- [3]生命伦理学视域下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研究 ——以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中心[D]. 刘玉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D].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HIV-1长期不进展者接受ART治疗后免疫特征研究[D]. 李月飞. 新疆医科大学, 2021
- [6]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多重耐药性新药——福替沙韦缓释片(fostemsavir extended-release tablets)[J]. 陈本川. 医药导报, 2021(03)
- [7]应用二代测序研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停药病人的耐药特征[D]. 李苗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8]含整合酶抑制剂方案治疗云南省HIV/AIDS患者疗效研究[D]. 孙艾丝. 大理大学, 2020(05)
- [9]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患者募穴红外温度变化的研究[D]. 周欣.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0(02)
- [10]艾滋病HAART后免疫重建不全肺脾两虚证特异性microRNA表达的研究[D]. 邹嘉曦.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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