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珊瑚礁毒鱼类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腾,刘永,全秋梅,肖雅元,吴鹏,李纯厚[1]（2022）在《七连屿珊瑚礁鱼类种类组成特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为了更好地了解和保护西沙群岛七连屿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珊瑚礁鱼类,本研究综合2018—2020年的调查结果及历史资料表明,七连屿珊瑚礁海域目前共发现珊瑚礁鱼类315种,区域物种密度为12.6种/km2。七连屿珊瑚礁鱼类隶属于12目49科,以鲈形目（Perciformes）鱼类最多,占总种类数的79.05%;其中28科鱼类（加上未发现的小带鳚科,这29科鱼类组成了印度太平洋珊瑚礁鱼类的大部分物种）占总物种数的89.52%。从科级层面对南海岛礁鱼类聚类分析表明,七连屿珊瑚礁鱼类与越南近岸三个珊瑚礁岛鱼类相似度最高。七连屿珊瑚礁鱼类以小型鱼类最多,占总种类数的49.04%;其次是中型鱼类,为31.09%;大型鱼类占比仅为19.87%。从食性类型来看,肉食性鱼类最多,为163种;其次是杂食性鱼类, 91种;植食性鱼类最少, 61种。与历史研究比较,共有37种鱼类近年未发现,以肉食性最多,且大型鱼类全为肉食性鱼类,表明七连屿珊瑚礁鱼类正遭受过度捕捞;小型鱼类高达66.57%,这些大部分属于雀鲷科（Pomacentroidae）,蝴蝶鱼科（Chaetodontidae）及隆头鱼科（Labridae）鱼类,均为对珊瑚礁依赖程度高的鱼类,表明七连屿珊瑚礁生态系统呈现显着衰退现象。因此保护七连屿珊瑚礁鱼类资源,不仅要控制捕捞强度,同时还要保护好这一独特的珊瑚礁栖息生境。
李媛洁,陈作志,张俊,江艳娥,龚玉艳,洪小帆,杨玉滔[2]（2021）在《南海珊瑚礁海域蜂巢石斑鱼生物学特征研究》文中提出蜂巢石斑鱼（Epinephelus merra）是南海珊瑚礁鱼类的代表种。文章以2018—2019年南沙群岛海域和中、西沙群岛海域采集的蜂巢石斑鱼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其年龄和生长、体长和体质量、性比和性成熟度、摄食强度、肥满度等生物学特征,旨在深入了解该鱼的生长规律和种群特征。结果表明,南沙群岛海域蜂巢石斑鱼优势体长组为80～160 mm,体长和体质量关系异速生长因子（b）为2.783 5,平均肥满度为2.24,其von Bertalanffy生长方程生长参数中渐近体长（L∞）为183 mm,生长系数（k）为0.260,起始生长年龄（t0）为-1.268;中、西沙群岛海域蜂巢石斑鱼的优势体长组为110～160 mm,体长和体质量关系b为2.592 5,平均肥满度为2.02,其von Bertalanffy生长方程生长参数中L∞为260 mm,k为0.128,t0为-2.494。南沙、中、西沙群岛海域共计61个蜂巢石斑鱼耳石样本年龄介于1～6龄,优势年龄组为1～2龄。两海域性腺成熟度均以Ⅱ期为主,摄食等级均以1级为主。与中、西沙群岛海域相比,南沙群岛海域的蜂巢石斑鱼群体表现出体型较小、生长速度快等特征。
张俊,陈作志,蔡研聪,李媛洁,林昭进[3]（2021）在《南海美济礁泻湖区鱼类优势种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变化》文中指出珊瑚礁鱼类是诊断和修复退化珊瑚礁新方法的关键组分。为了解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胁迫下南海典型珊瑚礁鱼类组成和多样性的演变趋势,本研究根据1998—2018年美济礁泻湖区鱼类手钓和刺网调查数据,对南海美济礁泻湖区鱼类种类组成、优势种和物种多样性指数的长期变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与1998—1999年相比,2012—2018年美济礁泻湖区鱼类组成和优势种更替明显,鹦嘴鱼科（Scaridae）、刺尾鱼科（Acanthuridae）、蓝子鱼科（Siganidae）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鱼类消失或明显减少;优势种数目下降,但其优势度显着增加,第1优势种的相对优势度和所有优势种的平均优势度均明显增加;1998—2018年采集单位鱼类种类数所需的捕捞努力量和样本量均明显稳定增加;手钓努力量增加对相应物种多样性指数增加有明显影响,刺网努力量增加对多样性指数增加影响不明显;刺网采样方式评估美济礁鱼类物种多样性比手钓采样方式更稳健;基于刺网鱼类样本,与1999年5月相比,2016—2018年美济礁泻湖区鱼类物种多样性极显着降低。本研究结论认为,人类捕捞和美济礁有效生境面积下降而导致的生态系统承载力下降是鱼类种类或丰度减少及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为促进南海美济礁鱼类资源恢复和保护,建议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其资源,改善栖息地质量。
代血娇,张俊,陈作志[4]（2021）在《珊瑚礁鱼类多样性及保护研究进展》文中指出珊瑚礁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近几十年来,全球珊瑚礁持续退化,引起广泛关注。珊瑚礁鱼类是珊瑚礁重要的生态类群,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生态价值。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干扰,珊瑚礁鱼类多样性、营养级、生产力等大幅下降。如何保护珊瑚礁鱼类资源,促进其生态和经济功能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总结了导致珊瑚礁鱼类多样性丧失的自然和人为压力,提出实现珊瑚礁鱼类科学养护和管理的途径:过度捕捞和破坏性捕捞是当前珊瑚礁鱼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海洋酸化和全球变暖则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珊瑚礁鱼类的未来;降低和严格控制珊瑚礁鱼类资源的捕捞强度、加强珊瑚礁食草鱼类的保护、完善珊瑚礁动态监测、扩大珊瑚礁生态修复范围以及建立珊瑚礁保护区等是恢复珊瑚礁鱼类多样性的重要举措。
廖芝衡[5]（2021）在《南海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生态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底栖海藻是评价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其大量生长会妨碍珊瑚的生长、繁殖和恢复等过程,因此受到高度关注。南海珊瑚礁星罗棋布,但迄今对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底栖海藻对珊瑚的生态影响的研究非常少。本文以南海珊瑚礁区（含南海北部未成礁的大亚湾珊瑚群落,全文不再特别标注）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底栖海藻的生态影响开展深入研究。研究范围从南海南部南沙群岛到北部大亚湾共覆盖约13个纬度（9–22°N,相距约1500 km）,包括南沙群岛（三角礁、仙娥礁和信义礁）、中沙群岛（黄岩岛）、西沙群岛（北礁、永兴岛、东岛、华光礁和浪花礁）、海南岛三亚鹿回头、广东雷州半岛、广西涠洲岛和广东大亚湾,对这7个珊瑚礁区的13个珊瑚礁开展生态调查的时间为2015–2019年。本研究具体瞄准以下科学问题:1)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生态因子的关系;2)南海珊瑚群落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3)南海珊瑚礁区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控制因素;4)南海珊瑚礁区底栖海藻对珊瑚群落的生态影响。所研究的生态指标包括珊瑚覆盖度、珊瑚物种多样性、珊瑚补充量密度、珊瑚物种特征（生长形态和珊瑚直径）、珊瑚耐热性组成、底栖海藻覆盖度及其功能群组成、底栖海藻与珊瑚的竞争作用、海藻和珊瑚共生细菌群落组成等;主要分析的生态因子包括海表温度（SST）、光合有效辐射（PAR）、叶绿素-a（Chl-a）、溶解无机氮（DIN）、溶解性活性磷（SRP）、颗粒有机碳（POC）、海水透明度、有效波高（SWH）、珊瑚礁鱼类种数和密度;人类活动影响的强度用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和珊瑚礁离岸距离（公里）衡量。主要结论如下:（1）南海活珊瑚覆盖度、珊瑚种类数和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并受区域生态因子所调控。南海整体的活珊瑚平均覆盖度为18.7%（基于调查珊瑚礁区的平均值）。从南海北部至南部,大亚湾、涠洲岛、雷州半岛、三亚鹿回头、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珊瑚礁区的活珊瑚覆盖度分别为25.9%、8.5%、10.2%、17.4%、20.3%、9.5%和22.2%,珊瑚种类数分别为33种、30种、18种、38种、158种、64种和160种。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数中的Margalef丰富度指数、Shannon–Weaner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趋势与珊瑚种类数相一致,而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的分布规律较混乱。随机森林模型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海水透明度可能是调控珊瑚覆盖度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并与珊瑚覆盖度显着正相关;营养盐（SRP、DIN和Chl-a）和海水透明度是影响珊瑚种类数空间分布的最重要因素,并与珊瑚种类数分别呈显着负相关和显着负相关;海水透明度和SST则是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的最主要调控因素,并与所有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呈显着相关;而人类活动强度（人口密度和离岸距离量化）与海水透明度、营养盐均呈显着负相关。据此推测,人类活动导致的海水透明度降低和营养盐升高可能是南海北部珊瑚礁区珊瑚覆盖度及其物种多样性降低的最主要原因,而高海水透明度和高SST是南海中部和南部珊瑚礁区能够维持较高的珊瑚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因素。（2）南海珊瑚补充量（直径0–5 cm的小珊瑚）密度和亚成体珊瑚（直径0–10 cm）优势属组成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并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密切相关。南海珊瑚补充量的平均密度为13.6 ind m-2。从南海北部到南部,珊瑚补充量密度呈递增趋势,其在大亚湾、涠洲岛、雷州半岛、三亚鹿回头、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珊瑚礁区分别为6.0 ind m-2、3.4 ind m-2、2.7 ind m-2、8.0 ind m-2、8.3 ind m-2、15.7 ind m-2和26.1 ind m-2。亚成体珊瑚的优势属在南海北部珊瑚礁区基本上为块状珊瑚,包括滨珊瑚属（Porites）、蜂巢珊瑚属（Favia）、角蜂巢珊瑚属（Favites）、牡丹珊瑚属（Pavona）和角孔珊瑚属（Goniopora）,在南海中部和南部珊瑚礁区则为不同生长形状的珊瑚,包括枝状的杯形珊瑚属（Pocillopora）、鹿角珊瑚属（Acropora）以及块状的滨珊瑚属、蜂巢珊瑚属、角蜂巢珊瑚属和菊花珊瑚属（Goniastrea）。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暖的影响,环境压力耐受性更强的块状珊瑚属正逐渐成为南海珊瑚礁的优势类群。珊瑚直径、生长形态和耐热性组成分析表明,珊瑚群落在南海北部的三维结构简单且恢复力弱,而在南海中部和南部的三维结构复杂且恢复力更高,南海珊瑚群落在大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强的环境压力耐受性。（3）南海底栖海藻,包括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覆盖度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差异,并主要受生态因子的梯度变化所控制（除大型海藻外）。南海底栖海藻的平均覆盖度为29%（基于不同珊瑚礁区的平均值）,其中草皮海藻和壳状珊瑚均占12%,大型海藻仅占5%。从南海北部到南部,随着珊瑚礁离岸距离的增加,草皮海藻覆盖度的空间分布逐渐递减（从22%减少到6%）,壳状珊瑚藻覆盖度则逐渐递增（从2%增加到18%）,但是大型海藻覆盖度的梯度变化不明显（其在西沙群岛和涠洲岛最高,分别为11%和8%）。冗余分析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草皮海藻、壳状珊瑚藻与SST、PAR、Chl-a、DIN、SRP、POC、海水透明度、SWH、珊瑚礁鱼类种数和密度等10种生态因子都显着相关;而大型海藻（包括总的大型海藻、肉质大型海藻和仙掌藻）则与这10种生态因子的相关性很弱。随机森林模型分析表明,营养盐（DIN和SRP）、珊瑚礁鱼类密度和海水透明度是调控草皮海藻覆盖度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而SST、海水透明度、DIN和草食性鱼类种数是调控壳状珊瑚藻覆盖度空间分布的最主要因素。然而,生态因子已经不能准确地预测大型海藻的空间变化,因为草皮海藻的过度生长和营养盐补贴效应可能已经破坏了大型海藻与生态因子之间的自然关系。（4）底栖海藻（特别是草皮海藻）通过改变珊瑚共生微生物群落对健康珊瑚造成压力,继而影响海藻与珊瑚的竞争作用,并最终导致珊瑚群落覆盖度、珊瑚物种多样性和珊瑚恢复力的改变。对共生微生物的分析表明,草皮海藻通过促进珊瑚共生细菌群落大量增殖、增加潜在致病菌和减少珊瑚益生菌,导致珊瑚共生的细菌群落与其接触的海藻重组和同质化,进而危害珊瑚健康。底栖海藻中的草皮海藻覆盖度的增加对南海珊瑚群落的生态影响最为广泛,能降低珊瑚覆盖度;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对南海珊瑚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及其恢复力都造成了显着负面影响,壳状珊瑚藻的影响则恰好相反。草皮海藻对南海珊瑚个体的竞争影响（接触或损害影响）是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的2–18倍。底栖海藻对珊瑚的生态影响（包括竞争影响）因人类活动强度和珊瑚属、珊瑚生长形态、珊瑚直径、珊瑚虫直径的不同而异。（5）南海多数珊瑚礁区内珊瑚群落的优势地位已经被底栖海藻取代,底栖海藻对珊瑚的生态影响与海藻功能群类型及其覆盖度直接相关。底栖海藻的总覆盖度百分占比几乎在所有珊瑚礁区（除大亚湾外）均高于珊瑚及所有其它底栖生物。从南海北部到南部,草皮海藻覆盖度逐渐递减,此时,草皮海藻接触珊瑚边缘的比例呈梯度性减少,但是其损害珊瑚边缘的比例并没有显着减少。在大型海藻覆盖度更高的涠洲岛、西沙群岛,大型海藻接触、损害珊瑚边缘的比例均显着高于其他珊瑚礁区。壳状珊瑚藻覆盖度从南海北部向南部逐渐递增时,壳状珊瑚藻接触、损害珊瑚边缘比例均小幅度地增加。在南海中部和南部珊瑚礁区,低覆盖度的草皮海藻也能够对珊瑚造成最多的损害影响,而最高覆盖度的壳状珊瑚藻对珊瑚反而造成更少的影响,揭示了草皮海藻对南海珊瑚的生态影响更为广泛。随着人类活动和全球变暖的加剧,珊瑚礁生态系统面临持续退化,底栖海藻的生态影响将会成为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和演变的关键因素。
郭峰[6]（2021）在《中国近岸造礁石珊湖生态现状与脆弱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珊瑚礁是全球最具生产力和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约有20%～30%的造礁石珊瑚已经消失。为阐明当前中国近岸造礁石珊瑚的生态现状与脆弱性,本研究系统调查了中国近岸4处典型造礁石珊瑚分布区的造礁石珊瑚生境状况、空间分布、覆盖率、死亡率、白化率、硬珊瑚补充量和物种多样性情况,结合历史资料比较分析不同时期造礁石珊瑚的覆盖率、补充量和优势种变化趋势,并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主要研究结果如下:七洲列岛海域10个调查站位共发现造礁石珊瑚12科29属87种。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16.9%。适应能力较强的澄黄滨珊瑚（Porites lutea）、团块滨珊瑚（Porites lobata）、柱节蔷薇珊瑚（Montipora nodosa）和秘密角蜂巢珊瑚（Favites abdita）为主要优势种。6个站位发现造礁石珊瑚死亡,死亡率在1.25%～28.65%之间。4个站位发现造礁石珊瑚白化,白化率在2.50%～4.27%之间。硬珊瑚补充量平均0.72 ind./m2。与历史调查结果相比,七洲列岛造礁石珊瑚群落出现退化迹象。琼海沿岸12个调查站位共发现造礁石珊瑚5科13属20种。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2.5%。以团块滨珊瑚（Porites lobata）、腐蚀刺柄珊瑚（Hydnophora exesa）、弗利吉亚肠珊瑚（Leptoria phrygia）、曲圆星珊瑚（Astrea curta）、片扁脑珊瑚（Platygyra lamellina）、中华扁脑珊瑚（Platygyra sinensis）和华伦角蜂巢珊瑚（Favites valenciennesii）等造礁石珊瑚为优势种。硬珊瑚补充量平均1.43 ind./m2。与历史调查结果相比,琼海造礁石珊瑚群落发生退化。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24个调查站位发现造礁石珊瑚9科17属49种。中央列岛沿岸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12.0%,三门岛沿岸平均覆盖率12.9%,大鹏半岛沿岸平均覆盖率5.2%。优势种为适应能力较强的坚实滨珊瑚（Porites solida）、翼形蔷薇珊瑚（Montipora peltiformis）、五边角蜂巢珊瑚（Favites pentagona）和多孔同星珊瑚（Plesiastrea versipora）。硬珊瑚补充量平均0.26 ind./m2。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出现严重退化。东山岛及古雷半岛沿岸9个调查站位发现造礁石珊瑚4科5属5种。古雷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为5.3%,东山岛沿岸为13.1%。优势种为锯齿刺星珊瑚（Cyphastrea serailia）、盾形陀螺珊瑚（Turbinaria peltata）、标准盘星珊瑚（Dipsastraea speciosa）和角孔珊瑚（Goniopora sp.）。硬珊瑚补充量平均0.09ind./m2。东山岛及古雷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处于稳定状态。本研究基于实地调查数据构建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对上述区域的造礁石珊瑚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显示:七洲列岛造礁石珊瑚整体处于中等脆弱状态;琼海造礁石珊瑚整体处于高脆弱状态;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整体处于中等脆弱状态;东山岛及古雷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整体处于高脆弱状态。本研究所选取的中国近岸4处典型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的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基本均处于中高脆弱状态。此外,本研究为增加评价方法的普适性和可比性将评价体系简化调整,结果显示:除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状态略有上升外,其他研究区域的生态脆弱性状态未发生变化。该体系能较好地评价造礁石珊瑚的生态脆弱性,为决策者制定相关的政策与法规提供理论依据。
薛保铭[7]（2021）在《北部湾近海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时空格局及源—汇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塑料污染防治已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将塑料污染治理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海洋微塑料污染控制是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联合国环境大会多次针对海洋微塑料污染开展专题研讨。海洋微塑料污染研究是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前提,但目前全球范围有关海洋环境中微塑料环境行为的研究仍面临众多挑战:对于“源”的研究大部分均局限于陆源污染,海源污染被严重忽视,但人类渔业活动大量使用了塑料制品,渔业来源的微塑料污染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待进一步开展;对于“汇”研究,海洋沉积物被认为是微塑料污染最重要的“汇”,但大部分研究聚焦在表层沉积物,微塑料在深层沉积物中的归趋以及针对红树林、珊瑚礁等独特的“汇”的研究有待深入;微塑料污染研究作为引领海洋塑料污染有效削减的前提工作,相关研究成果有待向务实管用的管控对策转化。针对现状问题,本研究以我国四大传统渔场之一、中国-中南半岛沿海几何中心的北部湾为基底,重点研究海洋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时空格局及源-汇关系,研究主要内容以及成果如下:（1）研究对北部湾重点研究区（包括5条入海河流）沉积物的微塑料污染情况开展调查,发现观测的8种不同聚合物类型的微塑料在表层沉积物中均被检出,其中,PP（聚丙烯）的丰度最高,占比达68.7%,其次为PE（聚乙烯）,占比为18.5%,微塑料形态研究表明,纤维状微塑料达检出的微塑料总量的69.6%。表层沉积物微塑料丰度均值为405±336个/kg,与国内外其他海域相比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微塑料在不同环境功能区的污染分布呈现以下特征:市区河段>海洋养殖区>郊区河段>潮间带>近岸海域>港口区。（2）研究针对北部湾重点研究区域表层沉积物主要的微塑料类型污染物（PP纤维、PE纤维）的来源开展了来源解析工作,通过不同塑料纤维的用途、进入环境的途径以及将检出的微塑料纤维与几个不同来源的渔具塑料纤维进行比对,证明研究区域PP纤维、PE纤维很可能来源于渔具的磨损。此外,PP纤维和PE纤维的整体丰度与不同渔业活动强度的相关度较高（R2=0.8586,p=0.015）,既表明了渔业活动对微塑料污染的重要影响,也验证了研究区域表层沉积物微塑料纤维来源于渔业活动的论断。（3）研究发现珊瑚礁、红树林这两个独特而重要的生态系统的沉积物也是海洋微塑料的“汇”。珊瑚礁一般分布在洁净度较高的海域,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北部湾区域所有的珊瑚礁区沉积物均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包括沿陆地海岸发育珊瑚礁以及沿海岛边缘发育的珊瑚礁,平均丰度为363±476个/kg。红树林沉积物中微塑料丰度要高于本研究的其他沉积物类型,平均丰度为655±526个/kg。红树林沉积物是微塑料集聚度很高的“汇”,同时也起到滞留微塑料颗粒的作用。根据野外调查结果,红树林尤其是小型红树林容易受到周边人类活动的破坏或侵占,其积累的微塑料可能会重新释放到外环境中,有从微塑料的“汇”转变为“源”的可能。（4）研究结果表明沉积柱中（长度60 cm）的微塑料的平均丰度为410±329个/kg,证明了微塑料可以赋存于深层沉积物中,而且可“隐藏”在深度达60 cm的深层沉积物中（丰度为167个/kg）。沉积柱中微塑料的丰度分布和尺寸分布表明微塑料可长期埋藏于深层沉积物中,是被忽视的、微塑料重要的“汇”。沉积柱中微塑料的丰度水平与表层沉积物相近,研究区域“藏于”深层沉积物的微塑料总量（185吨）是表层沉积物的5倍,由于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表层沉积物,因此,微塑料储量水平可能普遍被低估。（5）本研究采用210Pb和137Cs的定年法构建沉积柱的年代框架,分析选定海域微塑料污染历史记录,结果显示1933年以及年龄更大的沉积物（深度≥22 cm）也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然而常用的塑料在二十世纪40年代才被发明并且70年代才被普及使用,这表明微塑料在沉积物中会垂直向下迁移。本文认为研究区域的生物扰动以及深层沉积物的尺寸分布可能是微塑料在沉积物中垂向迁移,导致“新塑料”埋藏于“老沉积物”中的重要原因。（6）针对海洋微塑料污染,尤其是渔业来源的微塑料污染,本研究对我国现时塑料污染防治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并结合微塑料污染“源-汇”关系研究成果,识别削减污染的关键性控制因素,提出了“整体保护性开发、局部开发性保护”的发展策略,以及渔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建立塑料全生命周期评价的制度、构建城乡一体化垃圾分类处理体系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推动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管用的管控措施。同时提出北部湾要充分发挥东联广东、海南,西接东盟的区位优势,在海洋塑料污染防治上,率先探索跨省（区）、跨国境的协同共治,打造可持续发展标杆。
全秋梅,王腾,刘永,郭家彤,谢雨芳,李纯然,李纯厚[8]（2021）在《南海典型岛礁的鹦嘴鱼群落结构组成》文中研究说明明确人类活动对鹦嘴鱼群落结构的扰动作用,可为鹦嘴鱼的保护和开发提供科学依据。根据2020年7月在南海典型岛礁的调查数据显示,共发现鹦嘴鱼4属20种,其中,美济礁和晋卿岛均为14种,海南陵水9种。生物多样性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H、均匀度指数J和丰富度指数D）均呈现美济礁（3.09、0.81、2.50）>晋卿岛（2.32、0.61、2.27）>海南陵水（1.66、0.52、1.44）的变化趋势。远海岛礁到近岸人口密度增加和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表明美济礁、晋卿岛和海南陵水受到捕捞强度依次增强。另外,摄食功能群中易受到人类干扰的生物侵蚀类（excavators）鹦嘴鱼的数量和重量百分比依次为美济礁（28.96%、26.27%）>晋卿岛（15.86%、10.60%）>海南陵水（1.15%、0.51%）;同样,对过度捕捞敏感的牧食类（browsers）也表现为美济礁（1.64%、0.82%）>晋卿岛（1.29%、0.76%）>海南陵水（0、0）,摄食功能群结构组成的空间变化也反映了各区域捕捞压力的差异。进一步将各摄食功能群的鹦嘴鱼体长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即体长与Fishbase数据库中对应物种的最大体长的比值）,发现晋卿岛>美济礁>海南陵水（P<0.05）,该结果符合中度干扰假说,中度捕捞能降低物种的种内竞争,有利于晋卿岛的鹦嘴鱼获取更多的空间和食物资源,但长期的过度捕捞容易导致鹦嘴鱼个体减小。
洪小帆,陈作志,张俊,江艳娥,龚玉艳,蔡研聪,杨玉滔[9]（2022）在《基于Ecopath模型的七连屿礁栖性生物的生态承载力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生态承载力评估是开展生物资源增殖放流,维持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基于2019年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调查数据,构建了七连屿珊瑚礁海域生态系统的生态通道（Ecopath）模型,分析和探讨了相关功能组增殖放流的生态承载力。结果显示,七连屿珊瑚礁海域生态系统各功能群营养级范围为1.00～3.81;生态系统的总能量转化效率为13.45%;生态系统以牧食食物链占据主导地位,直接来源于初级生产者的能流占比为57%。系统总初级生产量/总呼吸量为2.54;总初级生产量/总生物量为19.07;系统连接指数和系统杂食性指数分别为0.36和0.22,表明当前七连屿珊瑚礁海域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和稳定性偏低,系统对于外界的干扰抵抗能力较弱。在未改变七连屿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各功能组中珊瑚、双壳类和植食性鱼类的生态承载力分别为25.09～53.77t·km–2、2.55～39.95t·km–2和4.89～17.94t·km–2,因此仍具有较大的增殖空间。珊瑚礁鱼类群落的最大生态承载力同珊瑚礁无脊椎动物群落的增殖密切相关,在未来的珊瑚礁渔业管理中应从生态系统整体结构的角度综合考虑增殖放流的方法设计。
刘静,肖永双[10]（2021）在《印太交汇区海洋鱼类多样性格局与演化研究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印太交汇区不仅是热带物理海洋海气能量汇聚中心、地质板块活跃中心以及生物多样性中心,而且也是用于开展地球系统物质能量交换与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起源研究的理想靶区,因此一直受到世界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作为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印太交汇区的珊瑚礁三角区孕育了全球76%的造礁珊瑚、75%的红树林、50%的珊瑚礁鱼类和45%的海草物种数。鱼类是珊瑚礁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整个印度-太平洋海域中珊瑚礁群落的组成和维持中起到重要作用。过去,生物学家们围绕热带珊瑚礁鱼类多样性格局与演化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许多生物地理学假说模型,如中心物种形成模型、汇聚中心模型、重叠中心模型和华莱氏线假说等,这些假说在一些珊瑚礁鱼类类群得到验证。但是,相对于印太交汇区的热带珊瑚礁鱼类多样性研究,深海的鱼类区系和生物多样性研究起步较晚,仍缺乏时间序列的观测数据和系统研究。目前对于印太交汇区深海与浅海生物多样性中心形成演化机制以及深浅海生物之间的源汇关系认知方面仍存在分歧。本文梳理了过去国内外学者在印太交汇区鱼类多样性方面的研究工作,综述了该地区浅海热带珊瑚礁和深海鱼类多样性格局演化研究最新进展,提出在深海极端环境和生命过程研究对策,以期为探讨印太交汇区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形成演化过程及证实/证伪各种生物地理学假说提出科学论据,并为战略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新视角。
二、中国珊瑚礁毒鱼类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珊瑚礁毒鱼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七连屿珊瑚礁鱼类种类组成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和方法 |
| 1.1 鱼类物种名录的整理 |
| 1.2 鱼类食性 |
| 1.3 鱼类个体大小划分 |
| 1.4 数据分析 |
| 2 结果与分析 |
| 3 讨论 |
（2）南海珊瑚礁海域蜂巢石斑鱼生物学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样本采集 |
| 1.2 生物学测定 |
| 1.3 年龄与生长分析 |
| 1.4 体长与体质量关系 |
| 1.5 性比与性腺成熟度 |
| 1.6 肥满度 |
| 2 结果 |
| 2.1 群体组成 |
| 2.2 性比与性成熟度 |
| 2.3 摄食强度 |
| 2.4 年龄与生长 |
| 2.5 肥满度 |
| 3 讨论 |
| 3.1 异速生长因子b |
| 3.2 生长发育 |
| 3.3 摄食强度和肥满度 |
（3）南海美济礁泻湖区鱼类优势种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数据分析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
| 2.2 种类组成 |
| 2.2.1 基于刺网鱼类样本的种类组成 |
| 2.2.2 基于手钓鱼类样本的种类组成 |
| 2.3 种类优势度 |
| 2.4 1998年以来再未出现的鱼类 |
| 2.5 多样性指数 |
| 3 讨论 |
（4）珊瑚礁鱼类多样性及保护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珊瑚礁鱼类的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 |
| 1.1 经济价值 |
| 1.2 生态功能 |
| 2 珊瑚礁鱼类面临的胁迫 |
| 2.1 自然干扰 |
| 2.1.1 气候变化 |
| 2.1.2 海洋灾害 |
| 2.1.3 珊瑚捕食者泛滥 |
| 2.1.4 珊瑚疾病 |
| 2.1.5 外来物种入侵 |
| 2.2 人类活动 |
| 2.2.1 不可持续的捕捞方式 |
| 2.2.2 海岸带开发 |
| 2.2.3 海洋污染 |
| 2.2.4 休闲旅游产业 |
| 3 珊瑚礁鱼类养护与管理 |
| 3.1 提高珊瑚礁弹性 |
| 3.1.1 控制藻类过度生长 |
| 3.1.2 开展珊瑚礁生态修复 |
| 3.2 加强珊瑚礁渔业管理 |
| 3.2.1 强化传统渔业管理 |
| 3.2.2 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 |
| 3.2.3 建立海洋保护区 |
| 4 结语 |
（5）南海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生态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珊瑚礁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 |
| 1.2 珊瑚礁生态系统现状 |
| 1.2.1 全球珊瑚礁的生态现状 |
| 1.2.2 南海珊瑚礁的生态现状 |
| 1.3 珊瑚的生物学结构 |
| 1.4 珊瑚群落的恢复力 |
| 1.5 底栖海藻的功能群划分及其生态功能 |
| 1.5.1 物种多样性特征 |
| 1.5.2 功能群划分 |
| 1.5.3 生态功能 |
| 1.6 底栖海藻对珊瑚的生态影响 |
| 1.6.1 影响珊瑚的生长过程 |
| 1.6.2 影响珊瑚的繁殖与恢复力 |
| 1.7 底栖海藻与珊瑚的竞争作用机制 |
| 1.7.1 物理机制 |
| 1.7.2 化学机制 |
| 1.7.3 微生物机制 |
| 1.8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及技术路线 |
| 1.8.1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8.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9 围绕科学问题所具体开展的工作 |
| 第二章 南海珊瑚礁的分布及其生态、环境特征 |
| 2.1 广东大亚湾珊瑚群落 |
| 2.2 广西涠洲岛珊瑚礁 |
| 2.3 广东雷州半岛珊瑚礁 |
| 2.4 海南三亚鹿回头珊瑚礁 |
| 2.5 西沙群岛珊瑚礁 |
| 2.6 中沙群岛珊瑚礁 |
| 2.7 南沙群岛珊瑚礁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统计分析方法 |
| 3.1 南海珊瑚礁区生态因子(海水环境因子和珊瑚礁鱼类)数据的获取方法 |
| 3.2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结构的调查方法及数据分析 |
| 3.2.1 研究地点 |
| 3.2.2 珊瑚群落结构的样带调查法 |
| 3.2.3 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标的测定方法 |
| 3.2.4 数据分析方法 |
| 3.3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补充量、珊瑚物种特征和珊瑚耐热性组成的调查方法及数据分析 |
| 3.3.1 珊瑚补充量的样方调查法 |
| 3.3.2 亚成体珊瑚物种组成调查方法 |
| 3.3.3 珊瑚物种特征(珊瑚直径、生长形态)和珊瑚耐热性的调查方法 |
| 3.3.4 数据分析方法 |
| 3.4 南海珊瑚礁区底栖海藻功能群组成的调查方法及数据分析 |
| 3.4.1 底栖海藻功能群组成的样方调查法 |
| 3.4.2 数据分析方法 |
| 3.5 底栖海藻与珊瑚竞争作用的宏观调查、微观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
| 3.5.1 底栖海藻与珊瑚竞争作用的大空间尺度变化调查 |
| 3.5.2 底栖海藻与珊瑚竞争作用的季节性(时间尺度)动态变化调查 |
| 3.5.3 草皮海藻竞争珊瑚的微生物机制调查 |
| 3.5.4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四章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环境驱动因素 |
| 4.1 南海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
| 4.1.1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覆盖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1.2 南海各珊瑚礁区的珊瑚种类组成和优势类群 |
| 4.1.3 南海珊瑚礁区的珊瑚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1.4 南海珊瑚物种多样性、覆盖度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
| 4.1.5 调控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指标的生态因子的重要性排序 |
| 4.2 南海珊瑚覆盖度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调控因素 |
| 4.3 南海珊瑚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调控因素 |
| 4.4 低透明度和高营养盐可能是南海北部珊瑚礁区避难所功能正常发挥的主要障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的恢复力及其群落结构演变预测 |
| 5.1 珊瑚亚成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物种组成、物种特征和耐热性 |
| 5.1.1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补充量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
| 5.1.2 南海珊瑚礁区亚成体珊瑚的物种组成 |
| 5.1.3 南海珊瑚礁区的珊瑚直径、生长形态组成 |
| 5.1.4 亚成体和成体珊瑚的耐热性类型组成 |
| 5.2 人类活动影响珊瑚群落的恢复力 |
| 5.3 人类活动影响珊瑚群落组合的演变方向 |
| 5.4 南海珊瑚礁区珊瑚群落组合的地理分布模式转变—来自珊瑚物种特征和耐热性组成的证据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南海珊瑚礁区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梯度性生态因子的响应 |
| 6.1 南海底栖海藻功能群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
| 6.1.1 南海各珊瑚礁区固着底栖生物的组成 |
| 6.1.2 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在南海珊瑚礁区的空间变化和组成 |
| 6.1.3 底栖海藻与海水环境因子、珊瑚礁鱼类的关系 |
| 6.1.4 调控底栖海藻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
| 6.1.5 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相互之间的关系 |
| 6.2 海水水质和草食性鱼类可以有效地调控草皮海藻和壳状珊瑚藻的空间分布 |
| 6.3 草皮海藻的过度生长和营养盐补贴效应可能破坏了生态因子对大型海藻空间分布的有效调控 |
| 6.4 底栖海藻增加对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潜在生态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底栖海藻对南海珊瑚群落的生态影响 |
| 7.1 底栖海藻覆盖度的增加对南海珊瑚群落的潜在生态影响 |
| 7.1.1 草皮海藻对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和珊瑚补充量的潜在影响 |
| 7.1.2 大型海藻对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和珊瑚补充量的潜在影响 |
| 7.1.3 壳状珊瑚藻对珊瑚覆盖度、物种多样性和珊瑚补充量的潜在影响 |
| 7.1.4 底栖海藻对珊瑚礁退化的响应及其对珊瑚群落的潜在生态影响 |
| 7.2 底栖海藻与珊瑚个体竞争作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 7.2.1 珊瑚–海藻竞争作用的大空间尺度变化特征 |
| 7.2.2 不同底栖海藻与珊瑚竞争作用的季节性(时间尺度)变化特征 |
| 7.2.3 人类活动、珊瑚物种特征对珊瑚–海藻竞争作用的影响 |
| 7.2.4 草皮海藻的接触竞争是南海珊瑚的最主要的海藻竞争压力源 |
| 7.3 底栖海藻竞争珊瑚的微生物机制—以草皮海藻为例 |
| 7.3.1 草皮海藻的接触竞争导致珊瑚共生细菌的α、β多样性改变 |
| 7.3.2 草皮海藻的接触竞争干扰了珊瑚共生细菌群落的组成 |
| 7.3.3 草皮海藻的接触竞争潜在地增加了珊瑚致病和死亡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论文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南海调查珊瑚礁区的不同食性的鱼类种数 |
| 附表2 各珊瑚礁区调查站位的样带数量、样方数量和站位特征 |
| 附表3 南海珊瑚礁珊瑚种类组成(2015~2018年) |
| 附表4 各珊瑚礁的珊瑚种类数量 |
| 附表5 各珊瑚礁优势度排序前10名的珊瑚种类 |
| 附表6 南海各个珊瑚礁的珊瑚物种多样性指数 |
| 附表7 季节变化对涠洲岛底栖生物分类群覆盖度变化的影响 |
| 附表8 涠洲岛珊瑚礁水肺潜水所采集的珊瑚和海藻样本信息 |
| 附表9 在属水平上对珊瑚和海藻样品的共生细菌组成进行了ANOSIM分析 |
| 附图 |
| 附图1 珊瑚覆盖度在南海珊瑚礁的空间分布 |
| 附图2 珊瑚补充量在南海珊瑚礁的空间分布 |
| 附图3 南海珊瑚礁区滨珊瑚直径等级的组成 |
| 附图4 草皮海藻、大型海藻和壳状珊瑚藻的覆盖度在南海各珊瑚礁的空间分布 |
| 附图5 珊瑚群落恢复力及其物种多样性应对珊瑚覆盖度变化时的响应趋势 |
| 附图7 珊瑚-海藻竞争作用在南海不同离岸距离的空间分布特征 |
| 附图8 涠洲岛珊瑚礁底栖生物功能群的季节性变化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6）中国近岸造礁石珊湖生态现状与脆弱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珊瑚礁生态系 |
| 1.2 脆弱性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七洲列岛造礁石珊瑚生态现状与脆弱性研究 |
| 2.1 前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3 结果 |
| 2.4 讨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琼海造礁石珊瑚生态现状与脆弱性研究 |
| 3.1 前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3 结果 |
| 3.4 讨论 |
| 3.5 小结 |
| 第4章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生态现状与脆弱性研究 |
| 4.1 前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3 结果 |
| 4.4 讨论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东山岛及古雷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生态现状与脆弱性研究 |
| 5.1 前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3 结果 |
| 5.4 讨论 |
| 5.5 小结 |
| 第6章 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研究 |
| 6.1 研究区域的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 |
| 6.2 不同区域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方法的比较 |
| 6.3 对简化评价体系的初探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特色与创新点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获奖 |
| 在学期间参与项目 |
| 附录 |
| 致谢 |
（7）北部湾近海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时空格局及源—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海洋塑料污染概况 |
| 1.3 海洋微塑料的“源” |
| 1.3.1 陆源污染 |
| 1.3.2 海源污染 |
| 1.4 微塑料的入海途径 |
| 1.4.1 人工排水系统和地表径流 |
| 1.4.2 固体废物海洋倾倒 |
| 1.4.3 风力运输 |
| 1.5 海洋微塑料的“汇” |
| 1.5.1 沉积物 |
| 1.5.2 海洋生物 |
| 1.5.3 其他可能的“汇” |
| 1.6 源-汇相互转化 |
| 1.7 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和微塑料分析方法的建立 |
| 2.1 研究区域 |
| 2.1.1 区域概况 |
| 2.1.2 研究的主要港湾 |
| 2.1.3 沿海主要河流 |
| 2.1.4 珊瑚礁区 |
| 2.2 海洋环境中微塑料的分析方法 |
| 2.2.1 微塑料的分类 |
| 2.2.2 样品采集方式 |
| 2.2.3 样品的前处理 |
| 2.2.4 微塑料的鉴定与定量 |
| 2.3 分析方法的选取和建立 |
| 2.3.1 样品采集 |
| 2.3.2 微塑料分析方法的选取 |
| 2.3.3 实验分析步骤 |
| 2.3.4 ~(210)Pb定年方法及模型 |
| 2.3.5 沉积柱样品粒度测定 |
| 2.3.6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微塑料在北部湾近海沉积物的水平分布和特征 |
| 3.1 北部湾重点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微塑料的水平分布和特征 |
| 3.1.1 总体成分特征 |
| 3.1.2 总体丰度水平 |
| 3.1.3 水平分布特征 |
| 3.1.4 表观特征 |
| 3.2 红树林沉积物微塑料水平分布和特征 |
| 3.2.1 丰度水平和组分特征 |
| 3.2.2 分布特征与原因分析 |
| 3.2.3 与国内外其他研究对比 |
| 3.3 珊瑚礁沉积物微塑料水平分布和特征 |
| 3.3.1 丰度水平和组分特征 |
| 3.3.2 分布特征与原因分析 |
| 3.3.3 与国内外其他研究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沉积柱微塑料垂向分布与年代学分析 |
| 4.1 垂向分布 |
| 4.1.1 垂向丰度水平 |
| 4.1.2 组分和形态特征 |
| 4.2 微塑料在沉积柱中的污染记录 |
| 4.2.1 放射性同位素的垂直分布 |
| 4.2.2 沉积柱的沉积速率及年代学研究 |
| 4.3 微塑料的垂向迁移 |
| 4.3.1 垂向迁移观点的提出 |
| 4.3.2 微塑料垂向迁移观点的论证 |
| 4.3.3 微塑料向下迁移原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微塑料污染源-汇机理解析 |
| 5.1 北部湾重点研究区微塑料污染来源解析 |
| 5.1.1 微塑料溯源方式 |
| 5.1.2 北部湾重点研究区沉积物微塑料来源分析 |
| 5.2 微塑料的渔业来源及其影响 |
| 5.2.1 渔业强度与微塑料污染相关性分析 |
| 5.2.2 污染削减关键控制因素识别 |
| 5.3 红树林和珊瑚礁沉积物微塑料来源分析 |
| 5.3.1 红树林沉积物微塑料来源 |
| 5.3.2 珊瑚礁沉积物微塑料来源 |
| 5.4 北部湾微塑料的“汇” |
| 5.4.1 “汇”的分析判断方法 |
| 5.4.2 表层沉积物 |
| 5.4.3 红树林沉积物 |
| 5.4.4 珊瑚礁沉积物 |
| 5.4.5 深层沉积物 |
| 5.4.6 “汇”的生态风险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
| 6.1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存在问题 |
| 6.1.1 看待塑料污染客观性不足 |
| 6.1.2 塑料管控对策科学论证不足 |
| 6.1.3 海洋保护法规执行力不强 |
| 6.1.4 海岸带开发合理度不高 |
| 6.2 塑料防治政策应遵循科学原则 |
| 6.2.1 生命周期评价原则 |
| 6.2.2 源头减废原则 |
| 6.2.3 产业布局服从环境容量原则 |
| 6.3 北部湾染塑料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
| 6.3.1 科学布局海洋产业和开发区域 |
| 6.3.2 削减渔业来源的塑料污染 |
| 6.3.3 建立城乡一体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
| 6.4 区域环境共治和协同发展建议 |
| 6.4.1 区域协同的必要性和机遇期 |
| 6.4.2 发展现代海洋养殖业 |
| 6.4.3 珊瑚礁和海岛保护开发 |
| 6.5 效果预期(愿景) |
| 第七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论文特色与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8）南海典型岛礁的鹦嘴鱼群落结构组成（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1.1 调查区域 |
| 1.2 样品采集与处理 |
| 1.3 数据分析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 |
| 2.2 生物学特征 |
| 2.3 生物多样性变化 |
| 3 讨论 |
| 3.1 物种组成差异 |
| 3.2 群落结构差异 |
（9）基于Ecopath模型的七连屿礁栖性生物的生态承载力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和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功能组划分 |
| 1.5 功能组参数来源 |
| 1.6 Ecopath模型的调试与敏感性分析 |
| 1.7 生态承载力评估 |
| 2 结果 |
| 2.1 Ecopath模型的数据敏感性分析 |
| 2.2 营养结构和能流分布 |
| 2.3 营养转化效率 |
| 2.4 混合营养效应分析 |
| 2.5 生态承载力评估 |
| 2.6 生态系统的总体特征 |
| 3 讨论 |
（10）印太交汇区海洋鱼类多样性格局与演化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印太交汇区热带珊瑚礁鱼类多样性格局与演化 |
| 1.1 印太交汇区热带珊瑚礁鱼类多样性格局 |
| 1.2 印太交汇区热带珊瑚礁鱼类多样性格局的演化 |
| 1.2.1 中心物种形成模型(Center of speciation model)又称为物种起源中心假说。 |
| 1.2.2 汇聚中心模型(Center of accumulation model)又称为物种积累中心假说。 |
| 1.2.3 重叠中心模型(Center of overlap model) |
| 1.2.4 华莱氏线假说(Wallace’s line hypothesis) |
| 2 印太交汇区深海鱼类多样性 |
| 2.1 深海化能合成生态系统 |
| 2.2 海山 |
| 3 展望 |
四、中国珊瑚礁毒鱼类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七连屿珊瑚礁鱼类种类组成特征分析[J]. 王腾,刘永,全秋梅,肖雅元,吴鹏,李纯厚. 中国水产科学, 2022
- [2]南海珊瑚礁海域蜂巢石斑鱼生物学特征研究[J]. 李媛洁,陈作志,张俊,江艳娥,龚玉艳,洪小帆,杨玉滔. 南方水产科学, 2021
- [3]南海美济礁泻湖区鱼类优势种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变化[J]. 张俊,陈作志,蔡研聪,李媛洁,林昭进. 中国水产科学, 2021(11)
- [4]珊瑚礁鱼类多样性及保护研究进展[J]. 代血娇,张俊,陈作志. 生态学杂志, 2021(09)
- [5]南海珊瑚群落和底栖海藻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生态影响[D]. 廖芝衡. 广西大学, 2021
- [6]中国近岸造礁石珊湖生态现状与脆弱性研究[D]. 郭峰.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2021(02)
- [7]北部湾近海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时空格局及源—汇关系研究[D]. 薛保铭. 广西大学, 2021(01)
- [8]南海典型岛礁的鹦嘴鱼群落结构组成[J]. 全秋梅,王腾,刘永,郭家彤,谢雨芳,李纯然,李纯厚. 生态学杂志, 2021(07)
- [9]基于Ecopath模型的七连屿礁栖性生物的生态承载力分析[J]. 洪小帆,陈作志,张俊,江艳娥,龚玉艳,蔡研聪,杨玉滔. 热带海洋学报, 2022
- [10]印太交汇区海洋鱼类多样性格局与演化研究进展[J]. 刘静,肖永双. 海洋与湖沼, 2021(02)